唐都长安是世界帝都之冠，是历史上东方和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1300年前，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中设有东、西两大市场。东市是国内市场，西市是国际市场，也称为“金市”，是当时规模宏大、国际贸易繁荣的商业市场。

西市位于唐长安皇城的西南方（即今天的劳动南路和东桃园村之间），始建于隋（公元581—617年），兴盛于唐（公元618—907年），占地1600亩，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繁华程度盛极一时。当时的西市商业贸易西至罗马、东到高丽（今韩国和朝鲜），是占地面积最大、建筑面积最大、业态最发达、辐射面最广的世界贸易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西市以其繁荣的市场体系、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着整个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是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商贸与文化传播之路，使黄河文明、恒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加速了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可以说，作为丝路起点的西市，既是外部世界了解长安乃至中国的一个窗口，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重要平台。

东市因靠近大唐皇宫，如兴庆宫等，因此整体氛围相较来说，要更为严肃一些，而西市则聚集大量“胡姬”与东南亚各国艺人，舞者戏子，曲艺杂耍，比比皆是，往来不绝。

李白就曾流连于西市中，并如此写道：

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一樽酒行二首》

由于大唐的开放政策，吸引大量西域胡人到长安旅居游玩，其中更不乏天竺或波斯人，而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们，自然也需要一处落脚地，因此大量的客栈或胡居，以及具备特殊功能的建筑，便在西市应运而建，比如著名的“波斯邸”，正是自隋朝伊始，修建于长安城中的特殊建筑，是由波斯商人供外来进贡者，或本土商贾进行珠宝古董交易的场所，唐朝时仍旧沿用。

东市更倾向于第一点“商业性质”中的描述，因大量官员富商的宅邸都在此市，因此相对来说居住性质也与西市有所差异，但并非只有宅邸，同样也聚集大量商行，不过我上文也说了，东市属于“高端消费”聚集区，因此有着大量的名贵商品或奇珍异宝在此售卖流通。

《长安志》中，就对东市有所概括：

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由“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可知，东市内同样聚集大量商行。

然“四面立邸”，说明东市内建立有大量宅邸。

又“四方奇珍，皆所积集”，便能看出东市内的“奇珍”之多。

以上，便是长安城内东市西市的具体区别，总的来说虽然在部分城市功能上，二者几乎保持一致，但西市比东市显然承担的城市功能更为广泛，包含“居，购，商，玩”等多种功能。

由于东西两市内的交通纵横，一条条笔直道路将长安城分割为大大小小的无数“坊”块，在“坊”与“坊”之中，自然就是数不胜数的店家商铺。

行人穿梭其中，随处可见贩夫走卒，或商旅驼队，这使得西市内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又如大衣行，秤行，豆家店，酒楼等铺面，在西市中可谓比比皆是。

在长安城内，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歌舞玩乐”，均能找到固定场所，且每一家商铺都具备自己的不同特色。

如当时颇具盛名的“衣冠家”，虽看上去像是裁缝衣铺，但实际上却是一家美食店，拿手好菜有“萧家馄饨、庚家粽子、樱桃毕罗、冷胡突鲙”等美味佳肴。

《酉阳杂俎·前集卷七·酒食》：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沦茗。【庚家棕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

通过史料中的描述，我们也可看出胡商的鲜活形象：

《续集卷六·寺塔记上》：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 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视右座功德，冀获厚亲。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期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 ：“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 ：“未也， 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 胡人曰 ：“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 ：“此宝骨也。”

像此类胡商在长安城中比比皆是，分析胡商往来不绝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大概有两点：

其一，大唐当时对于胡人的优惠政策，吸引诸多西域胡人前来定居从商。

众所周知唐朝自开国之初，便制定了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了能引来大量胡人丰富中原文化及增加贸易收入，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便曾推出了种种对外优惠政策，如唐高祖颁布的《武德令》所载：

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

如上可知，来华的胡人，“上户”需缴纳税钱仅为十文，而“次户”则只有五文，下户甚至不必交税，便可在大唐国境内进行活动。

上户所指的正是在唐朝户籍制度中，按照收入所划分的富裕之家，但十文的税钱却基本上形同虚设，为何我会如此说呢？

原因正是由于来到大唐从商的胡人，基本上非富即贵，而且资产十分雄厚。

《新唐书.回鹘传》：始回鹘至中国 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

所以这就相当于唐朝当局给这些“百万富豪”们，每年只有十文的征税，相对来看，这已经相当于是“免税”的程度，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量胡商甘愿跋涉千里来到中土大唐，因为他们带着大唐没有的奇珍货物，赚得高额差价，使自己获利颇丰的同时，还不必缴纳高额税收，这正是唐朝当局对这些外来胡商的鼓励政策与欢迎态度，自然也就吸引更多胡商前来大唐淘金。

由于唐朝本身的繁荣与强盛，使得越来越多的胡商慕名而来。

众所周知，在唐初贞观年间，乃至开元盛世，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致使大唐生产的优秀手工业制品远销海外。

既使大唐本身的软实力持续对外输出，也在不断吸引外商来华的基础上，推动着本国民生经济的大力发展，逐渐将大唐的经济繁荣推上历史顶峰，造就出在中国历史上局指可数的繁荣盛世。

总结来说，大唐的长安城，经过数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不论是知名度，还是繁荣度，甚至是人民幸福度，都可位居历史巅峰，而唐人的文化，也因此在滋养本国人民的基础上远传海外，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强大与繁华，这是历史上不多见的盛景，也是令后世魂牵梦萦的壮丽画卷，我想，当时的百姓目睹着“万国来朝”，站在楼阁高处，遥望着目及所至灯火通明，仿佛无边无际的雄伟长安，也会热泪盈眶着感慨一句：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