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德十年(662年)七月十八日，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败百济军于熊津城东，攻陷了真岘城。

刘仁愿、刘仁轨等人驻守熊津城，睿文帝给他敕书，以“平壤的军队已经返回，一个城市不能独立坚守，应该拔营去就援新罗。如果金法敏想要你留下来镇守，那就就下来帮助他们；如果不需要，那就渡海回来。”将士都想西归。刘仁轨说：“人臣为了国家的利益，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时百济王丰与福信等以仁愿等孤城无援，遣使谓之曰：“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仁愿、仁轨知其无备，忽出击之，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乃奏请益州兵马，下诏征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

福信专权，与百济王丰浸相猜忌。福信称疾，卧于窟室，欲俟丰问疾而杀之。丰知之，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诣高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