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狂飙猛进中突然后撤了，这是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所没有想到的。不过薛岳没有想到的事情，并不代表蒋中正没有想到。事实上，早在此战爆发之前，这位贵阳国民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就曾经再三要求第四战区撤退避战，甚至为此派出白崇禧和陈诚试图说服薛岳，但是硬生生被薛岳顶了回来。

之所以发生如此诡异的事情，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贵阳此时此刻正在和日本侵略军私底下眉来眼去。说起来早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已经感到兵力不足，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于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

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的诱降攻势，颇有西北方面咄咄逼人之势的蒋中正尚在考虑如何应对，时任C.C.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就迫不及待的捷足先登了。对此，蒋某人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一时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在日记中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

1939年10月底、11月初，也就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之前，时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的今井武夫与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在香港和澳门两地已经举行了数次会谈，初步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

这份“意见书”和“备忘录”的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因此随后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就被蒋某人视为日军加重谈判桌上筹码的一招。既然日军进攻是秘密会谈的组成部分，那么蒋中正自然而然不希望过多的折损本钱，以免减少了会谈中己方的筹码，所以蒋才会要求薛岳主动撤出长沙；而蒋也知道日方既然选择就不会逼迫的太甚，长沙未必就不能不保。而战事的实际发展也应证了蒋的这个判断，但很可惜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打乱了蒋的部署。

由于蒋日之间的谈判是非常隐秘的，因此除了双方部分参与者以外，外界并不知情，甚至在蒋系内部一些大员也懵懵懂懂，蒋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就是其中一个。因此，张治中曾根据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避免日军攻占长沙后以战养战，决议实施焦土政策。

所谓焦土政策是指依照国民政府的有关避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的规定，在日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焚毁城市的防御方针。其最先发起人为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依据这个方针政策，张治中安排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制定了一份“焚城计划”。该计划共计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随时）进入准备位置”等项内容。

11月24日，会战爆发，蒋一度试图放弃长沙保存实力，但为了在国民面前显示自己面对强敌英勇不屈，同时也为了在蒋日谈判桌前争取好处，蒋特意重提焦土抗战，企图以“你不答应我就自残”的手段作为要挟。

为此11月26日上午9时17分，蒋的密令送抵张治中手中。密令言道：“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电话中林蔚再三叮嘱道“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既然如此，焚城计划随即进入实施阶段，各种引火材料随即被发放，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也作了具体的传达。放火的地点选定在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随后张治中亲自视察实施情况并组建破坏长沙指挥部，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徐权任副总指挥。

1939年12月2日凌晨，日军前锋突破捞刀河，消息传来，长沙城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根据张治中之前的指示，防空警报忽然大作，从睡梦中惊醒的城内百姓纷纷携妻带子从家中跑了出来。按照事先规定，第一次防空警报之后要留出一段时间给百姓撤离，但是由于宣传不到位---事实上也不可能宣传到位，因为一无补偿、二无安置计划，所谓在担心老百姓反对的情况下，C.C.根本没有实施任何提醒措施---从家中撤出的百姓发觉没有空袭的迹象，以为是当局误判，纷纷返回家中，这个时候火就突然冒出来了。

最先起火的是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随后南门方向又有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因此值班的徐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为此徐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

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

而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放了，换成汽油。

这边还在磨牙，那边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至此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

因为之前的警报被认为是误判，所以相当一部分长沙老百姓已经从隐蔽所返回了家中，此时火起，尚未睡下的老百姓争相夺路而逃，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

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烫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

十几公里外战线上的日军瞠目结舌的看着把夜空照亮的烈焰和浓烟不知所措，或许正是因为长沙已经失去了进占的意义以及中方主力已经安全撤出这些交错在一起原因而不是谈判桌外某人的劝告，冈村宁次才最终下令撤军······

5天后，等逐退了日军的中国军队重新回到长沙城时，惊异的发现这座千年古城已经面目全非了。城内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1500余人在大火中丧生，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

其中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学校全毁或部分毁坏；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和湖南第一纺织厂等40余家工厂、180余家碾米厂和粮栈被烧毁；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为了遮掩东夕大火的惨重损失，在日军退却后，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言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2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

中央社还宣称:“此次大火后，长沙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日军由此被迫退去”云云。

但《中央日报》社论却说得很清楚：“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西北各大报章也质疑道：“东夕大火，为抗战乎，是逃跑乎······”

不但国内外报纸有所报道，撤回原出发点的日军也派出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在东京的汪精卫也发表了一篇反对焦土抗战、提议中日和睦、中日提携的报道，其中言道：“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在这种情况下，蒋中正被迫搁置与日方的谈判，并采取断尾措施将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旋即，蒋中正又撤销张治中的湖南省主席职务，由功臣薛岳先代理后实任，张治中转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至此堂堂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党军第二师参谋长、黄埔军校军官团团长，嫡系黄埔生们口中的张老师，在登上自己人生的顶峰之后开始走了下坡路，此后由封疆退化为内臣，由内臣再退化为徒具元老之名的普通部众，最后走上与蒋中正离心离德、背道而驰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