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把事情说得更清楚的话，七七事变后的中日局势是这样发展的：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在卢沟桥爆发。事变爆发后，中日双方高层都没把这件事当成全面开战的一个信号，日方高层争执不休，中方高层也是如此。当时负责保卫河北省的是宋哲元，河北省境内的国军是宋哲元的第29军。历史上，宋哲元在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打得虎头蛇尾，把北平、天津都不战而弃，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为什么他又敢这么做？宋哲元的做法看似临阵脱逃，其实不是的，因为国民政府并未下令让他全力死战，而是向他指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当时没人知道七七事变会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是战是和？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好，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既然上级并没有发话“全力开战”，宋哲元自然不会全力战斗，加上他的私心（宋哲元是西北军干将，他想把河北省变成他的军阀地盘），所以宋哲元打得心不在焉，最后全面撤退。如果全面抗战真的是因为七七事变而完全地爆发了，宋哲元居然丢弃北平、天津以及半个河北省，他肯定是要被枪毙杀头的，但就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没决定究竟打不打，加上宋哲元的私心作祟，所以，他三心二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宋哲元丢弃平津和河北省时，中日两国还不算是战争状态。

宋哲元跟张学良十分类似，一个不战而弃东北，一个不战而弃河北，但张学良是自己这么干的，宋哲远是蒋介石让他这么干的，这是两者的本质性区别。

首先，七七事变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擅自搞出来的，并不是东京方面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虽然后来得到日本军方很多高层的支持，但始终不是日本军方决策机构的本意，直到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军方决策机构才铁了心地决定全面侵华；

其次，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高层都是措手不及，一时间都没考虑好是打是和；第三，中方前线指挥官宋哲元当时十分茫然，他个人不怎么愿意打，因为他担心自己真的打起来了，会把自己的部队、自己的老本给打光；第四，蒋介石也没要求宋哲元必须打，他担心真打了，会让这件本可大事化小的事变彻底地搞得一发不可收拾，从而适得其反、因小失大。蒋介石要求宋哲元“不打，也不退”，但是，宋哲元自作主张地退了，导致平津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心不在焉地抵抗了几场，然后带着部队放弃平津地区，退到河北省中部的保定地区，他这么做，一是幻想七七事变最终能和平解决，自己还能再回平津；二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去跟日本人死拼，但在日军得寸进尺的追击下，局势完全失控了，中国军队失去抵抗的先机和条件，丢掉了整个河北省。

宋哲元在撤离平津时，委任张自忠为天津市的新市长，负责跟日本人进行周旋，使得张自忠背上了汉奸骂名。问题关键是：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张自忠为什么还能以天津市市长身份跟日本人进行周旋？因为七七事变并非中日正式宣战，就连开战都算不上，就是一起“地方武装冲突事件”，所以七七事变后，中日还能继续谈判，而北平和天津的沦陷都不算是“在战争中被敌军攻克的城市”，而是宋哲元为了和平解决此事、为保存实力而“让出去的城市”。

中国高层争论不休，日本高层也是争论不休，中国军队前线部队茫然不知所措，日军前线部队违抗上级命令，欲壑难填地不断进攻，北平、天津、河北省，就是这样被中国军队稀里糊涂地丢掉的。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宋哲元在平津向日本人示好以及带部队撤退的行为都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的，蒋介石为此而严加地怒斥了宋哲元。蒋介石已倾向于跟日本人开战，华北战场的未战先败，让他愤怒震惊不已。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虽然也幻想能够和平解决，虽然没有决定是否开战，但没打算靠割地求和来解决事变。七七事变发生于7月7日，十天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就发表了庐山讲话，表明了抗战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宋哲元在西安事变里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多次呼吁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性命安全，所以很得蒋介石的好感，因此尽管他在华北一再失策，丢了平津和河北省，蒋介石念在他在关键时候没有对自己落井下石，以前长城抗战也有功劳，所以也没有太追究。而作为对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丢了山东省，并且他在西安事变中表态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且在抗战初期还密谋联合四川省主席刘湘一起倒蒋，蒋介石肯定忌恨他，所以他掉了脑袋。

七七事变在华北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举棋不定和宋哲元的三心二意，所以中国军队在华北很仓促很迷茫地打了几场仗后就不战而退，日军立刻得陇望蜀，席卷平津和河北省（日军席卷河北省并非日军统帅部的命令，还是前线部队的擅自做主），这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

此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认为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这个“认为”是不是误判，确实不好说），所以决定把日军进攻重点引诱到华东地区，引诱到上海（这个战争国策正是蒋百里、陈诚等人极力支持的，蒋介石也担心日本由北向南全面推进），1937年8月13日，张治中指挥精锐部队第9集团军主动地攻打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但打了六天六夜也没打下来，8月19日，日军增援上海，战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日战争真正开始。

日本这方面，起初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高层陷入激烈争执，还没有决定全面侵华，甚至也打算大事化小，但是，中国军队居然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同时，中国军队又在华北一溃千里（宋哲元带部队撤退），并且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十打一也久攻不下，这三件事一起刺激了日本人。

日本人一是恼羞成怒，因为中国军队竟敢主动开战（日本人也不认为七七事变是开战，也只以为是地方冲突），二是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实战中暴露无遗，三是华北地区的日军一下子掠地千里，获得丰厚战果，日本人不可能再吐出来。顿时，主战派声音一下子压倒了主和派。因为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地进攻日军，石原莞尔等主和派被迫辞职，日本军界高层彻底地没了和谈念头，清一色地决定全面侵华，这才使得中日全面战争真正地全面地爆发了。

理清整个前因后果，可以明白：七七事变爆发时，中日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肯定是在中国让步的前提下），但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日只能全面开战。七七事变是日军挑衅，八一三事变是中国军队先下手为强，前者是后者的诱因。即便七七事变爆发了，中日还是可以和谈的，国民政府是可以继续拖的，使得战争再次被推迟爆发，从而赢得更多时间。

如果蒋介石真是个“投降派”，他肯定不会真的开战，而是再次让步地进行和谈，并且，七七事变以和谈方式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开战，一是蒋介石本身并不是真的“投降派”，二是蒋介石“误判了”局势，日本人毕竟“欺人太甚”，蒋介石并不知道日本高层的真实企图（以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即便他知道了，也不太会相信。

实际情况是：日本人确实想用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但日本人前科累累、劣迹斑斑，蒋介石已不敢再相信日本人的“诚意”，一个经常撒谎的人突然说真话也没人会相信，所以，虽然国民政府本可利用这次谈判与日本进行周旋，尽量再赢得更多的时间，但在蒋介石看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石原莞尔，这个人在“七七事变”前后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蒋纬国是知道石原莞尔的，此人非常不简单，号称“日本第一兵学家”，并且名至实归，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不幸的是，他生对了时代，但生错了国家，二战期间的日本举国疯狂，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精神病院，七千万日本人99.99%都是疯子，就他一个人保持清醒，那他反而就是不正常的人了。石原积极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但在日本成功吞并掉中国东北后，他却全力以赴地谋求“中日亲善”，坚决反对进一步地侵占中国，看似立场奇怪，实际上是出于非常深刻、非常冷静、非常理智、非常长远的思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绝大部分人都被这场不费吹灰之力的巨大胜利给冲昏了头脑理智，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日本应该再接再厉，先吞东北，再吞华北，接着是华东、华南乃至整个中国，所以积极地策划了华北事变等军事挑衅活动，但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的石原莞尔却紧急刹车，他没有被胜利给冲昏头脑，相反，他愈发的冷静、理智，石原知道，日本可以占中国的便宜，但是，占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一旦玩过火，中日全面战争就会爆发。

所以，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该“在不触发中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占中国的便宜”，吞并了中国东北，日本占了大便宜，赚得盆翻钵满，同时，中日关系也已经逼近了危险值最高点，日本若继续占中国的便宜，十有八九触发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他当机立断地认为“日本不能再占中国的便宜了”，他主张见好就收，因为东北是一个巨大的战果，日本应该好好地消化整个巨大战果，不能贪得无厌。就像赌博，日本已经赚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贪得无厌、继续下注，最终只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石原随即竭尽全力地“促进中日亲善”，竭力阻止日本军队继续挑衅中国、扩大冲突、引爆战争，他甚至主张“可以把华北地区的帝国军队全面撤到山海关以北（伪满洲国境内），再由近卫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前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推心置腹的促膝而谈，从而解决日中两国的根本问题。”

石原莞尔是这样打算的：第一，日本肯定要永久性拥有中国东北，最好促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第二，日本不能再占中国的便宜了，因为太危险了，容易引爆中日全面战争，导致日本最终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潭；第三，日本接下来应该好好地经营中国东北，积蓄国力。

石原竭力地避免引发中日战争并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更不是因为他惧怕中国，而是因为他目光长远，认识到美英苏列强是不允许日本独吞中国的。石原认为：中日一对一单挑，日本当然可以吞掉中国，但耗时耗力（石原已经认识到中日战争必定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并且美英苏不可能坐视日本独吞中国，所以日本吞中国吞到一半的时候，美英苏肯定会全力帮助中国，导致日本没办法顺利吞掉中国，继而陷入中国战场泥潭。

中国会成为美英苏支持用来消耗日本国力的工具，到时候，日本就彻底地失去主动权；因此，日本不能跟中国全面开战，虽然中国没什么可怕的，但中国背后的美英苏才真的可怕；所以，日本应该全面经营地中国东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既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益，也在中日全面开战的红线处及时刹车了，同时麻痹中美英苏等国，等日本羽翼丰满、准备充分了，再展开全面侵华，到时候，无论是吞并中国还是抗拒美英苏破坏日本的好事，日本都能游刃有余地应付住。

中国东北虽然有完全能满足日本战争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巨量煤炭、巨量钢铁，但没有同样重要的石油和橡胶，所以日本还不能打草惊蛇，要全力以赴地进口石油和橡胶，储存好足够能灭亡掉中国的战争需求量。

毋庸置疑，石原莞尔是日本此时的真正的战略家，他不爱好和平，他是战争的拥护者，他也想吞并中国，只不过，他希望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沉稳路线，所以更精明、更可怕。

如果日本真的按照石原莞尔主张的战略进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就会更加危险。

中日大战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脑一直在拖，因为中国需要时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军方冷静派也一直在拖，因为日本也需要时间。

时间拖下去，是更对中国有利还是更对日本有利？对于这个问题，蒋纬国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