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看得非常满意，他回电道：“好好干，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蒋纬国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日理万机，每天忙得就像一个陀螺，整天东奔西跑，今天视察这里，对这个做出“重要指示”，明天观摩那里，对那个进行“重要指导”，需要他操心的事实在太多了。虽说蒋纬国以一个区区陆军上尉的身份操“军国大事”的心，未免显得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但这是他的“天赋使命”。操心完空军操心海军，操心完军工业操心化学兵，操心完航空公司操心石油钢铁煤炭，操心到最后，蒋纬国开始操起了最令人操心的陆军的心。

此时的中国陆军用后世的话说，就是“令人蛋疼”，蒋纬国很不想去操心，因为他知道，中国陆军内部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各种问题盘根错节、纠缠如麻，蒋介石操了几十年的心都没用，更何况蒋纬国，但不管怎么说，蒋纬国还是要尽到自己所能的，毕竟陆海空三军里，陆军是根本。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日寇，海空军固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最终，主要还是靠陆军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日寇的铁蹄。

中国陆军的弊端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最大弊端就是内部派系林立，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甚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让中国陆军能洗尽沉疴、脱胎换骨，早在1933年，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便为中国陆军量身打造地制定了《中国陆军改革建议书》，对他极其信赖的蒋介石欣然接受了他的改革计划，随后，国民政府公布《陆军师暂行编制表》并耗费巨资开始着手把庞大臃肿、龙蛇混杂并且编制混乱、装备落后的国军（包括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分批进行旨在全面打造现代化军队的大整顿、大清理，负责这项浩大工程的部门是“陆军整理处”，处长是蒋介石素来非常信任的“土木系”首脑陈诚中将。

蒋纬国来到陆军整理处后，翻阅了很多资料，他对中日两国陆军的差距有了更深的体会。

先说日本陆军。日军的基本战略单位是“师团”，基本战术单位是“联队”，在师团之下、联队之上的是“旅团”。日军师团在编制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四联队制，一种是三联队制，前者每个师团辖2个旅团，每旅团辖2个联队，因此每个师团有4个联队，总兵力2.5万余；后者每个师团直接辖3个联队，总兵力1.5万余。

日本陆军现有17个师团，都是四联队制，每个师团不只是兵员满额，并且清一色都是久经训练、技能过硬的老兵。在单兵作战技能上，日军向来狠抓“弹无虚发”和“刺刀见红”这两大方面。日军在射击训练上初步要求：对射程300米的伏靶，不仅5发子弹要全部命中，并且至少要有3发子弹集中在一个拳头大的面积上；达到这个程度后展开限时射击，一开始要求在4秒内击中300米外的标靶，然后要求在2秒内击中300米外的标靶。

按照这个要求训练出来的日军步兵几乎个个都是狙击手。至于白刃战，更是日军的看家本领，已经无需多言；除此之外，日军的“独家武器”掷弹筒也不容小觑，日军的掷弹筒手大多数都是“神炮手”，在400米内的命中率能达到八成五以上。

在兵员质量上，日军已经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在兵员数量上，人口数量是日本六倍半的中国还是落下风。中国现在约有4.5亿人口，日本现在有7000多万人口（日本本土），但是，日本拥有完善的兵役制度，除了现役的17个师团、50余万正规军兵力，日本还有300多万跟正规军一样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兵员；

至于中国，中国陆军现在共有200多万兵力，但是，正规军的军事素质就已是良莠不齐，至于预备役部队，基本上没有，到战时，正规军如果打光了，只能靠拉壮丁来补充，用几乎没接受过完善的、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壮丁新兵去填补前线窟窿，此举无异于负薪救火。弹药方面，此时的国民政府只储备了可供20个师消耗3个月的弹药，战事一开，纯属杯水车薪。

陈诚此时负责的这项工程的主体是建设60个整编师，所谓的“整编师”就是在原部队内部人事关系不变动的情况下进行整顿编合而成；除了“整编师”外，还有“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这些师都是两旅四团制，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全师共有四个主力团，总兵力1.4万余。这项工程眼下只进行了三分之一，剩下的起码还要两年。

蒋纬国此时更担心军队的预备役部队，如果中国有200万正规军，同时又有500万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那战争就好打多了，正规军部队损失多少，预备役部队立刻就补充多少，从而保证正规军一直都人力充足、战力高昂。

然而，训练几百万预备役部队谈何容易，这需要足够的时间、专业的人员、完善的制度，以及大量的资金、武器、弹药。预备役部队的士兵们总不能拿着烧火棍练枪法吧？可实际上，国军眼下的武器弹药供应正规军都不够，哪有多余的供应给预备役部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蒋纬国对此一筹莫展。

“我认为应该效仿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的做法。”当蒋纬国把这个重要问题跟蒋百里进行讨论时，蒋百里不假思索地道，“建镐，还记得先前的两广事变吗？广东垮了后，广西成了孤家寡人，委员长调遣了五十多万大军准备解决广西，广西在事变前只有十万余正规军，但在事变末期即将背水一战时却突然间翻倍地增长为了二十余万军队，这多出来的十万兵员是从何而来的？拉壮丁吗？不是。

桂军在事变末期的兵力一夜之间翻了一倍，但军队的战斗力却毫无下降，因为多出来的这十万兵员也是训练有素的。白崇禧这个‘小诸葛’难道真的能撒豆成兵？我研究过，广西全省人口约1100万，全省被划分为44个县，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实行了‘藏兵于民’的民团制度，桂军除十万余正规军外，每个县都成立一个民团，民团成员半民半兵，一边正常耕种劳动一边接受军事训练，这44个民团就是桂军的后备军，一旦正规军需要，这些民兵立刻就能补充进正规军并且不会因为后备兵员素质不高而导致正规军战斗力下降。李白二人搞的这个民团制度确实很好，国府应该学习和推广。”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蒋纬国十分急切地道，“赶紧效仿广西那套，建立国军的战略预备役部队呀！”

蒋百里无奈地道：“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种‘民团制度’在一个省内搞搞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搞，很容易形成新的地方派系势力。建镐你想啊，比方说湖南省，假如国府在湖南省搞这套‘民团制度’，湖南省有100多个县，一个县建一个民团，几十万民兵，那么，问题就来了。

几十万扎根于本省家乡的湘军子弟兵，听谁的？名义上肯定是听中央的，可地方上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这几十万湘军民兵不会形成第二个湖南省的军阀派系？把他们安放在本省家乡，容易与本省各方面势力混和起来变成割据一方的新势力；把他们调离本省，那就不是民兵了，因为他们没法在家乡参加耕种劳动，就是纯粹的军人，就需要中央花钱养，岂不是跟‘藏兵于民’的宗旨背道而驰？如果派军队去监管控制，反而又削弱了正规军的现有力量。”

“我靠！”蒋纬国算是听明白了，自己的老爹不组建国军的战略预备役部队不是他糊涂，也不是他短视，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很精明并且精明得过了头。蒋介石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扫荡得七七八八，并且眼下还有很多地头蛇没能铲除，自然而然，蒋介石不会容忍有可能导致新一番地方军阀势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事情。

蒋纬国顿时很无奈，也感到很无语，中国很多事情都这样，因为想的太多，所以搞砸了。

“权宜之计只能是折中施行。”蒋百里跟蒋纬国感同身受，“我们还是拿湖南省来举例吧！湖南省目前人口3100万，按道理，三千多万人，组建起五十万民兵完全不成问题，但容易产生新的地方势力，所以打个折扣，并且还要打大点，组建五万民兵，并且分散在全省各县，一个县也就千八百人，到时候以营甚至以连为单位，打散后补充进天南海北的不同前线部队，即便原本有什么地方势力，也被稀释掉了。”

蒋纬国愈发无语：“一个省就组建五万预备役部队？满打满算，国统区也就组建五十万。两百万正规军拼光了，这五十万预备役部队再拼光了，接下来呢？”

蒋百里苦笑：“接下来只能临时抱佛脚，组建第二批预备役。当然了，到时候战事如火、军情紧急、前线吃紧，哪里还有那么多时间训练第二批预备役？跟拉壮丁也没什么区别了。”

蒋纬国心情很沉重，他愈发觉得这件大事已经刻不容缓。

历史上的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国军和共军）累计死亡约380万人，中国平民死了多少？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得到精确而详细的数字，但不管是哪种统计数据，都惨不忍睹。保守估计，中国平民约有900万人死于战争，另有800万人死于其它因素。根据民国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的说法，“抗战八年期间，有1400万壮丁还没有上战场就死于饥饿、疾病、劳累、虐待”。

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偏大，学术界主流说法认为“抗战八年期间，没有上战场就死于各种因素的壮丁起码有350万人，另有240多万人逃亡或失踪，还有340多万人伤残”。蒋梦麟在给蒋介石的信函里写道：“…梦麟此次视察，沿途所见之落伍壮丁或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广东壮丁三百余，至贵阳时只剩二十七人；江西壮丁一千八百余，至贵阳时只剩一百五十多人。十壮丁，三死、三病、三逃，真正入伍者仅十分之一。”

毋庸置疑，这些数据和这个现状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中国人并不缺爱国热血，但却因为各方面因素而被糟蹋了。

蒋纬国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还是要为这件大事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既为了祖国抗战，也为了减少同胞们的苦难。为什么国军征兵只能靠“武力抓”和“绳子绑”？蒋纬国和蒋百里反复分析，得出五个原因：

第一，民众对政府缺乏好感。人民受到国家的保护，得以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到危难，人民就会为保护国家以及自身利益，从而响应国家号召，流汗流血。如果国家并不爱惜人民，甚至本国政府对本国人民比异国侵略者更凶狠残暴，那人民为什么还要拥护这个政府、保护这个国家？

正如梁启超说过的：“长期残忍地压制人民，使人民变成奴才，让人民的脊梁日益弯曲，在面临外敌入侵、大乱当头之际，既指望人民在自己面前继续弯腰当奴才又要求人民在外敌面前直起腰反抗，这不是白日做梦又是什么？”

第二，民众受教育水平很低，壮丁们大部分目不识丁，不具备“民族意识”；

第三，政府没有建立一套完善而可靠的“户籍制度”；

第四，军人待遇随着战争持续而急剧恶化，壮丁们当兵的收入还不如在老家种田；

第五，从后方通往前线的道路太过于艰难。壮丁们从后方挺向前线基本上只靠徒步走路，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轮船，更没有飞机，体力消耗极大，食物匮乏，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很差，这些都进一步地降低了壮丁们从军报国的信念。

历史上，因为军阀割据、派系林立等原因，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始终未能建立起“义务兵”制度。抗战爆发时，国军的正规军约200万，预备役兵员只有50万，经过战争初期的几场大型会战后，正规军损失惨重，预备役消耗殆尽。抗战期间，西南几省是中国的抗战大后方，但当地的军阀们为维持本省军事力量的“私有化”，极力抵制国民政府推行的“义务兵制度”，导致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始终严重缺乏预备役部队和后备兵员，无奈之下，只能拉壮丁充军。

蒋纬国和蒋百里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眼下，真正被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共10个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贵州、广东（包括海南岛）。所幸的是，这十个省大多数是中国的“精华地区”，人口稠密。江苏人口约3300万，浙江2100万，安徽2300万，江西1800万，河南3300万，湖北2700万，湖南3100万，福建1500万，贵州1200万，广东3400万，总计约2.5亿人。

由于蒋百里是战略学家，蒋纬国是“战略天才”，两人不谋而合，认为日军若大举侵华，主要进攻路线肯定是一北一东，华北战场上，山西、河北、山东三省首当其冲，华东战场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首当其冲，但晋冀鲁三省都是当地军阀的地盘，国府在以上三省境内肯定无法组建预备役部队，因此，华北战场的“预备役基地”是河南省，晋冀鲁三省在前面撑着，河南省在后面输血，晋冀鲁三省垮了，河南省就要顶上去；

华东的情况比华北好很多，苏浙皖三省都是国统区；

华南虽然在开战前期不太可能会成为主战场，但也要防患于未然，广东、福建两省必须承担起华南前沿堡垒的重任；

因此，综上所述，第一批预备役部队应该建立在苏、浙、皖、豫、粤、闽六省。六省里，豫皖两省最重要，晋冀鲁撑不住，河南顶上去，苏浙撑不住，安徽顶上去，并且，豫皖二省是接壤的，此二省也能互相驰援、互相救助。

一旦晋冀鲁沦陷，河南就会唇亡齿寒，河南的子弟兵们肯定会奋勇作战；

一旦江浙沦陷，安徽就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安徽的子弟兵们肯定会奋勇作战；

河南、安徽是第一，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是第二，第三是华中和西南的湖北、湖南、江西、贵州，这四省将会是第二梯队的战略预备役部队的来源地。至于其它省份，都在那些军阀地头蛇的手里，肯定不能指望了，起码不能完全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