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造船工业的前辈！”蒋纬国在会议上非常诚恳地道，“中日大战已迫在眉睫，我们中国海军非常弱小，此时建造大型军舰等于临阵磨枪，所以，鱼雷艇就是我们眼下最急需的、也是最适合中国海军的抗敌武器了！还请诸位前辈能早日设计出一种速度越快越好、机动性越佳越好、建造周期越短越好、成本越低越好、攻击力越强越好的鱼雷艇！海军将士们只有长缨在手，才能杀敌报国呀！”

专家们无不感到义不容辞。叶在馥说道：“二公子请放心吧！事关国家兴亡、民族大义，我们自然全力以赴。鱼雷艇结构简单，其实不难设计，况且，德国专家已经带来了德国多种鱼雷艇的全套设计图纸，我们不需要慢慢摸索，只要在德国鱼雷艇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改进就可以了。我们保证在两个月时间就设计出来！”

蒋纬国连连致谢：“那就多多拜托你们了！”

在以叶在馥为首的中国造船专家们的呕心沥血以及德国专家们的全力帮助下，一款新式鱼雷艇很快就被设计出来了。

这款新式鱼雷艇的标准排水量为33吨，满载排水量为40吨，动力系统是3台德国MAN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达到50节，续航力达到600海里/30节，编制5人，武器是2具鱼雷发射管（除此之外，艇上就没有任何武器了，既没有机炮，也没有机枪，因为不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减轻鱼雷艇的重量，艇员水兵可以携带枪械），艇上安装着2枚德国T2G7e型电动鱼雷。该型鱼雷每枚重约1.3吨，预热射程约五千米，未预热射程约三千米，弹头内装填着三百公斤TNT炸药，威力十分强劲。

这款鱼雷艇既有2具鱼雷发射管，那么，这款鱼雷艇既可以携带2枚鱼雷，也可以携带4枚鱼雷。经过权衡利弊，蒋纬国和专家们选择了2枚鱼雷而不是4枚鱼雷。原因也很简单：鱼雷艇的防御力十分脆弱，很容易被击沉，很容易“出师未捷身先死”，损失率是非常高的，甚至可以被视为“一次性武器”，一旦一艘鱼雷艇还没有发射鱼雷成功就被击沉，它携带的鱼雷越多，额外损失就越大，毕竟鱼雷也是很贵的。

假如有100枚鱼雷，是分散在50艘鱼雷艇上更好呢，还是分散在25艘鱼雷艇上更好呢？答案不言自明。

这款新式鱼雷艇原本被蒋纬国取名“黄蜂”，但被欧阳四海改名“飞蛾”。很显然，这个新名字带有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息，但更带有一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气概，同时，它也是中国海军现状的折射。弱小的中国海军在对战强大的日本海军时，只能“小艇打大舰”，然而，打大舰的小艇必然是九死一生。“飞蛾”这个名字不是自我贬低，而是一种铁血态度。

在原料、人手、资金等方面都保持充足的情况下，福州鱼雷艇工厂（鱼雷艇造船厂）和武汉鱼雷艇工厂（鱼雷艇造船厂）每月都可建造10艘至15艘“飞蛾”，在两座鱼雷艇工厂附近另有两座鱼雷工厂、两座水雷工厂，每月都可制造30枚至40枚鱼雷、100枚至200枚各型水雷，产量令人满意，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生产规模会不断扩大，产量会随之不断提升。

制造鱼雷的工作由中国此时很难得的鱼雷专家陈才瑞、徐直以及陈绍宽心腹部下王学海中校负责。王学海是位军械专家，曾在德国专门学习研制鱼雷，是位鱼雷专家，并且对水雷也很有研究。

制造水雷的工作由水雷专家王荣瑸（他同时是一位潜艇专家、中国潜艇设计研究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以及陈绍宽心腹部下、水雷专家曾国晟中校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蒋纬国的这些兵工厂制造出来的鱼雷、水雷都是德国式的，因为生产线、机器设备、过半的工作人员、大部分的资料图纸都是德国一手提供的，并且海军的潜艇基地、鱼雷艇工厂、鱼雷工厂、水雷工厂里都有大批的德国技术人员在为中国工作。

忙到这个时候，蒋纬国才算把海军整顿得有模有样了。海军总司令部和海军大学总校址都在福州，同时在南京、武汉成立两个海军指挥分部，海军大学也在内陆多个城市成立分校，招募愿意投身海军为国而战的爱国青年；

海军的潜艇基地设立在福建省三沙湾，海军的舰队基地设立在浙江省三门湾；

海军的鱼雷艇工厂、鱼雷工厂、水雷工厂都分为福州厂和武汉厂两处；

海军的布雷部队也已经正式成立并展开训练，水雷就是他们杀敌报国的武器；

海军的航空兵部队由空军调拨飞机、飞行员、机器设备、技术人员援助成立。

蒋纬国的嫡系部队第918团、第128团在暗中拥有六个“隐形步兵营”，这六个“隐形步兵营”的任务就是保护蒋纬国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青霉素科研所、步话机科研所以及正在逐步建立的不同军种不同兵种的兵工厂。这些军事机构部门都是蒋纬国一手创办的，蒋纬国可不想自己栽树、别人乘凉，更何况，他也不放心这些机构部门落在别人的手里，万一他的心血和钞票被人白白糟蹋了，到时候就追悔莫及了，自己的东西还是安排自己人看管最放心。

在解决完海军的事务后，蒋纬国拿着蒋介石给他的特批手令前往军政部兵工署，找到了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将。

“二公子放心，我们兵工署在前阵子已经接到了委员长的命令，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接过蒋纬国递来的特批，俞大维干脆利索地道。

“那就麻烦您了，俞署长。”蒋纬国很客气。

俞大维笑道：“职责所在、分内之事，谈何麻烦。”

这个俞大维虽然挂着中将军衔，但却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也不是一个行政官僚式人物，此人很不简单，早年在国内几座名校就读，后出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接受深造，在国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军工学等方面都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是在国外某权威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二个是华罗庚），是位“纯粹的技术性军人”，此时专门负责中国的军工业。

俞大维为人处事作风也是非常令人称赞的，生活朴素、两袖清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部下通情达理、爱护有加，对自己严格要求、人格高洁。历史上的抗战期间，俞大维领导中国军工业坚持生产，给国军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撑，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军工体系，培育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被誉为“中国军工业之父”。

俞大维一直都不是国民党的党员，也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最后却在台湾当了国防部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力出众，同时，他也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已，历史上蒋介石去世后，俞大维每年在蒋介石诞辰和忌日都去蒋介石墓前磕头，他说“我只给我母亲和蒋公磕头，因为我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蒋公对我有知遇之恩”。

蒋纬国曾有一次听杜聿明说过，在国军里想要混得好、吃得开，必须跟四个字沾上关系，沾得越多越好，这四个字分别是“黄、浙、一、陆”，意思是黄埔军校出身（蒋介石的学生）、浙江人（蒋介石的同乡）、曾在北伐军第一军里效力（蒋介石当年的老部下）、陆军大学毕业。俞大维跟这四个字一个都不沾，他靠的就是能力。

蒋纬国过来是为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领取那五百万发子弹，第二件事是让俞大维帮他搞个“发明”。在跟俞大维进行了子弹交割手续后，蒋纬国开口道：“俞署长，我还想委托你一件事。”

“二公子请讲。”

“我设计出了一种火炮。”蒋纬国语出惊人，“希望你能调拨人手进行专业研发。”

俞大维十分吃惊地看着蒋纬国：“你…你设计出了一种火炮？”

蒋纬国笑着递上去一张纸：“就这个。”

俞大维看着蒋纬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种火炮的设计图纸，起码可以合订成一本书，蒋纬国声称“他设计出了一种火炮”，拿出的设计图纸就是薄薄的一张纸。俞大维可以肯定，蒋纬国是在信口开河，第一，他又不是什么火炮专家，哪能设计出火炮；第二，哪有火炮的设计图纸就只有一张？并且涂涂改改得就像信手涂鸦，一看就是粗制滥造、胡写乱画的东西。

尽管完全不相信，但俞大维还是接过蒋纬国的“火炮设计图纸”认真地看起来，在仔细一看后，他忍不住心头一动。

“这东西叫做飞雷炮。”蒋纬国讲解道，“说是炮，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炸药包抛射器。俞署长，你是知道的，国军严重缺乏火炮，尤其大口径的重炮，重炮的研制和生产都超出了我国军工业的现有水平，即便能外购到火炮，炮弹的后勤补充也是很大的问题，没有炮弹的大炮等于一堆废铁。生产炮弹的工序太复杂，成本也太高，而炮弹的核心就是弹体内的炸药。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把炸药包当成炮弹发射出去呢？因此，我设计出了这种炸药包发射筒，俞署长，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反正我觉得这东西的可行性、实用性是很高的，应该把它立为一个研究项目，既然是土制武器，研究研究也花不了几个钱。”

蒋纬国当然是在吹牛，所谓的“飞雷炮”根本就不是他设计或发明的。飞雷炮是历史上解放军在国共内战时创造出的一种土制武器，最原始的飞雷炮就是一个坚固的汽油桶，底部放上发射药，然后在桶内塞进一个炸药包，在引爆桶内底部的发射药后，炸药包被引燃同时被底部发射药的冲击力给抛射出去，从而完成“飞雷”过程，后期也曾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土制的武器。

解放军之所以创造出飞雷炮，是因为火力不足，眼下，国军即将跟日军开战，火力同样不足，自然可以“借鉴”解放军的经验。战场上，假如一百米外有一个日军的火力点，如何将其摧毁？最理想的就是用大炮、用坦克轰掉或用飞机炸掉，但国军装备落后，没有那么多大炮、坦克、飞机，如果用手榴弹或炸药包炸掉，士兵们就要冒着敌军火力网冲上去，代价就会很大，这时候，飞雷炮就能起到作用了，它能把炸药包抛射到一二百米外。

飞雷炮毕竟只是土制武器，它的缺点是明显和很大的，就是危险性很高，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炸膛事故，炸死操作它的军人。然而，此时的中国军人是没有选择的，用危险性很高的飞雷炮轰击日军总好过用血肉之躯直接去拼命，后者死亡率更高。

俞大维不愧是专业人士，虽然他一开始非常怀疑蒋纬国在吹牛，但在仔细看了后，立刻陷入思索，几分钟后，他看着蒋纬国，笑道：“二公子，你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也很有创意。如果国军有足够的大炮和炮弹，自然不需要这种土制武器，但国军没有强大的炮兵，也没有生产大口径炮弹的能力，所以这东西确实可以救急啊！比起炮弹，生产炸药自然更容易一些。二公子，你的这个飞雷炮估计会有不少缺点，第一是准确率肯定很低，第二是射程肯定不远。”

蒋纬国笑起来，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一语道破。

飞雷炮是蒋纬国的“发明”，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是不会用的，因为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装备着正规的大炮，没必要还用飞雷炮。蒋纬国“发明”飞雷炮是给广大国军普通部队用的。

除了飞雷炮，蒋纬国还大力地促进“工艺简单的、成本低廉的、防御性的武器”的研制、开发、生产，比如手雷（手榴弹）、燃烧瓶、地雷。这几种武器虽然不起眼，但却作用巨大。

俞大维点点头：“好，我会安排技术人员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

蒋纬国掏出一张十万元法币的支票：“这是初期的研究资金，不够的话，我会再提供的，以后正式投入生产，我会尽力继续资助的。另外，俞署长…哦，你现在其实已经是俞部长了，兵工署改组为军工部，军工业的发展必须要更加正规化、系统化…”

蒋纬国接下来跟俞大维商谈了三个多小时，为中国军工业的发展方向“做出重要指导”。

中国的现代化军工业诞生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延绵数十年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局势长期动荡混乱，所以并没有发展成一套结构完整的、机制完善的、部门齐全的真正军工体系，其现状堪称七零八落、散乱不堪。总体而言，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国内规模比较大的兵工厂共五座，按规模大小依次是：沈阳兵工厂（张作霖所创）、太原兵工厂（阎锡山所创）、汉阳兵工厂（张之洞所创）、巩县兵工厂（袁世凯所创）、金陵兵工厂（李鸿章所创，原址在上海，后迁至南京）。

五大兵工厂里，沈阳兵工厂无论是工厂规模还是军械产量都位居第一，并且不只是中国第一，更是亚洲第一，连亚洲头号列强日本的国内都没有这么强大的兵工厂。该兵工厂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能够生产大口径火炮150门、炮弹20万发、步枪6万支、子弹1.8亿发、轻重机枪1000多挺，还能制造口径100毫米以上的火炮，甚至能制造口径达到240毫米的重型榴弹炮，并且该厂具备自主研制枪炮的能力，奉军和东北军普遍使用“辽十三年式步枪”就是该厂自己研制出的，该厂还是当时中国国内唯一能制造加农炮的兵工厂，也是中国最早实现机枪和榴弹炮量产的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