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有意的偏袒，并未得到起码他认为理想的效果。就在枪决杨荣光之后的第三天，另一起在籍军人的案子摆在了他的案头。而这一次，从司法部长唐琼昌坚毅的神色中，唐绍仪知道，这事儿恐怕不能善了了。

不同于杨荣光，伍斌本是北洋淮军的小军官。甲午那会儿，随着叶志超一路逃亡，最终被关东军收编。之后，进了辽阳军事学院深造，到如今已经是一名少校副营长。而他的故事，却也是跌宕起伏。

天下初定，在籍军人紧绷了数年，也该是松松弦的时候了。于是在总参的授意下，在籍军人开始分批次放假，准许其回乡探亲。而伍斌已经三十出头的年纪，几年前就成了家。当然是归乡心切。

他的家在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里，全镇几乎一半姓伍，但因是山区，彼此居住很分散，也只是在赶集时和同族开大会时，能见上一面。回家心切的他才没功夫去见什么族叔族兄，只想搂着自己老婆美美睡上一觉。

他的美梦一下子被自己家床上那对赤身裸体的男女打碎了。

三年的军事生涯，过硬的搏斗能力，加上怒不可遏的气势，使他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妻子和忘恩负义的族弟打得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他当然没有就此罢休，但也不会打死他们，他将二人用绳子缚起，押到宗族祠堂，请族长给个公道。

族长立即召开了全族人大会，声讨这对破坏军婚的男女。按照当地族规，他们很快被判“浸猪笼”。四百来号族人众目睽睽之下，二人被丢到了江里，没有人出来为他们求情。

流完了眼泪的伍斌将全部份内的土地捐给族里，作为祠堂的供奉用，自己默默回到部队，发誓再也不回故乡了。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他的生活都很平静，只是他身后的家乡却掀起来一场波澜。

在安徽的监察院分部得知“浸猪笼”案件后，立即报告了北京的总部。一班士子秀才以及海归组成的监察部一听这还了得？！着即派得力干将组成调查组，奔赴湖南查办此案。

案情很简单，也很清楚，当地的涉案人员理直气壮地承认了此事。接下来就是监察院的大搜捕，将一干人犯拘捕，听后审理。因为此案规定由当定法院审理，伍斌被迫会到令他伤心的故乡，而且是要陈述极难启齿的由妻子不忠引起的案子。由于宪法的权利法案第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由犯罪行为发生地之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之审判。。。”审判中的陪审团由当地人组成，十二名陪审员中有六名姓伍。

其实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很简单，只是判决结果令震惊了首府--在犯罪嫌疑人全部招认的情况下，陪审团竟一致判决六名犯罪嫌疑人罪名不成立！

判决结果传到京城，立即引起了各界的震怒。每天都有人到法院鸣冤，监察院也用最短的时间提交议案，要求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为缩短审判程序，监察院将案件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一时间许多人排队挤到最高法院旁听几位法官的讨论，政务院、政协甚至最高军事当局都派了观察员坐在台下，好象要看一出包公怒铡陈世美的好戏。

最高法院的旁听席设计得的确象个戏园子，只布置稍有一些不同罢了。

最高法院中间的大堂是审案所用，中间有一个两丈见方的一样的用雕花围栏围了两层的高台，使下面二百个座位上的观众只能仰视上面的人。像戏台一样的高台上设有十二把椅子，中间是九把太师椅，列在长办公桌两侧，供法官使用。正对首席法官的空地上有一张四临不靠的小凳子，供证人使用。在围栏边上的不显眼处有两个低台，是书记员的速记台。

据说当初这样布置是为向世人全面展示最高法院的审理过程，以示所有案件的审理是完全公开的，这也是公正的重要一环。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不错，可是最高法院却笼罩在愁云之中。台上的几位法官如坐针毡，全没有了平日的安稳。

法官们明知此案若不重审将面临司法危机，但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第五条明文规定：“......被陪审团一致判决罪名不成立即为终审判决。”

今上乃至于一帮子美国归来的海归，都希望建立起一种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制。包括现在通过的宪法、刑法，很明显都有着鲜明的美国痕迹。可问题是，美国有现成的案例。可是，我们是中国人。。。

虽然法官们明白这件案子最终是躲不掉的，但几位法官仍希望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每个司法环节的审结期限。超期是要给当事人赔偿的，那对最高法院来说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法官的面子就是他们的威望，连脸面都没有的法官怎么能在哪个位子上呆着？台下的唾沫太多啦！

最高法院将案件驳回，说明按司法程序，应先由在安徽省的联邦上诉法院受理上诉。

上诉案的审理大家可能知道一些，即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及要求，就不会开庭审理，只将第一审的诉讼程序及所适用法律评审一遍，看是否有违法之处。这样一审，最高法院真的可能妥清静了。

最高法院的动摇，并没有让监察院退缩。监察院认为调查组未能办好案子，遂另外组成了新的专案组进行上诉。

调查组下去了，没多久，他们向上诉法院所提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就是当时的陪审团成员中有明显的宗族背景，是涉案的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因此不是合格的陪审员。

对此，上诉法院对案件发生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地区的伍姓民众实在太多。因为那个镇较为偏僻，居民的血缘关系盘根错节，几乎所有的永久居住居民之间都有些许亲戚关系，根本无法区分哪些是有利害关系，哪些没有。在那里，族长的话甚至比镇长的话还要顶用。

按照诉讼法，陪审员的名字是不能记录在案的，案子一经宣判，陪审员就应全部退出，各自回家，而且再无关系，因此宣盛们调查陪审员的背景很困难。

更头疼的是，山野多刁民。当调查组向居民进行调查时，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围攻，几乎酿成血案。年轻人组成的调查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动用了当地用来维持治安的一个营的关东军来弹压闹事的居民。抓了二百多人后，形势平静了些，调查也就只好作罢。

弄不到陪审员的确切资料，监察院就以居民闹事为理由，向法院提出当地的居民根本没有法治意识，没有资格当陪审员，据此要求将案件转移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庭审理。这一举动立即召致当地居民的规模达到数千人的示威游行。此时调查组仍要求关东军驻军进行弹压，却遭到了该部驻军的拒绝，据说是军部来了公文：在没有总参调令的情况下，禁止连级以上规模的军队调动。

宪法规定是不能随便抓人的。迫于压力，调查组对那些示威者进行了起诉，但很快被法院以示威自由为理由宣判其无罪释放，监察院面临被起诉侵犯宪法权利的境地。

初审的地方法院也强硬起来，拒绝提供陪审员的背景资料，并伸明当时遴选陪审员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所办。调查组调阅了陪审员遴选过程卷宗后，也没有找出其中的纰漏。

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陪审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诉法院驳回了宣盛们的第一条理由。

调查组并不灰心，他们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早在上诉时，他们就一口气向上诉法院呈交了三条上诉理由！

意欲扳倒初审判决的第二条理由是：陪审团未按照刑法进行判决。

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其各种法律都在建立之中，难免有法律未及订立的情况。好在临时政府实行的判例法，即以以前的判例作为以后的判决依据。中国的悠久司法历史在那里，虽然众多的案例中也包含许多封建时期旧的东西，但杀人者获罪是历朝历代之共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虽始终不认罪，但都承认了将死者抛入江中的事实。既然是杀了人，怎能不判其有罪？“天理难容！”

被告的辩护者是一位旧时的状师。老状师拿出多年以前的一些案例，说明当地早有此例，他们是按自己的族规处理，且清朝时期对族规的效力也持默认的态度，因此该族规曾多次执行，并未受到当时官府的反对。

调查组大叫“清朝时的案例怎能用在全新的政府？！”但老讼师反驳道：“我朝应用的同前朝一样的判例与法典并重的法律原则，现在没有现成的本朝判例，如何不能援引前朝判例？宪法没有规定前朝的案例不能引用。而且前朝的判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难道本朝就不尊重啦？！”说到此处，老讼师竟当庭嚎呼起来，大叫“官府不尊重百姓风俗习惯！”消息传到街上，一时间许多人围在法院四周，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上诉法官考虑了许久之后，认为根据宪法之权利法案第八条，即对联邦机构的限制权之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大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也未禁止各地区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地区或由个人保留。”

据此，法官认为：既然临时政府刑法未有成文刑法，且未对案例援引作任何限制，在没有本朝案例的前提下，引用前朝的成熟案例未尝不可，但上诉法官也同时认为该条应妥加商阙。谨慎的上诉法官没有自己创造新的司法案例，他认为既然监察院没有确实的法典或案例作为依据，该理由也不予支持。

调查组依旧不气馁，他们好象早已知道老讼师会有这一手，他们的最后一支利剑就是针对那些案例而来--第三条理由：本案的陪审员有封建礼教的杀人倾向！

监察院认为：陪审员判决所援用的“奸夫人人共诛之”的当地宗族的族规，是对宪法中权利法案第五条中“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条款的违背。根据“违背宪法的任何规定均无效”的宪法原则，该族规应明令予以废除。那么，根据该族规所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的。

没有多久，上诉法院判决：本案的陪审员有封建礼教的杀人倾向，其判决依据与宪法相违背，因此宣布初审判决无效，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组织新的陪审团进行审理。

伍氏宗族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因为涉案双方再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及诉讼理由，最高法院决定不再询问当事人，即不开庭审理，只作合宪性审查。

因为有许多旁听者，且其中不乏新闻记者，会对讨论结果大肆宣传，法官们对自己的发言都很谨慎。连续数天，大家都在一些微末细节上发表评论。各大报刊都评论说法官们十分无能，连这样一个小案子都无法决定，纷纷向往若是包青天出来审理会怎样怎样。

到如今沸沸扬扬好多天，法院依旧没有作出终审判决。沸腾的民怨已经如流水一般涌了过来，甚至已经开始冲击整个临时政府。唐绍仪这个政务院总理，不得不为其从前认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司法部想辄了。他甚至在昨天晚上拜会了今上，想从其口中讨教一些办法。

最要命的是，今上居然优哉游哉地道：“这是法院的事儿，凡事不是有宪法么？要是万事都是我做主，那我还不如当皇帝呢。”

而今，头疼政府形象的唐绍仪，不得不再次请来了张佩伦，向其讨教，今上的一番言论，到底是何意。

张佩伦略微沉思了一会儿，已经笑开了。“总理啊，大帅不是已经指明了道路了么？”

唐绍仪纳闷了。“幼樵，此话怎讲？”

张佩伦凑过去，低声道：“第一，这是法院的事儿；第二，法院办案子当然得依着宪法了……”

唐绍仪略一思索，已经领会其意，当即击节兴奋道：“不错！法院办案当然得依着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