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救护车的警笛不绝于耳。

年久失修的水泥路布满了裂痕，路旁连接着连绵的电线杆的电线如麻般缠在一起，摇摇欲坠的，好像一阵微风就足以使其坠落。

这里住满了堕落的人，充斥着被这个社会抛弃的淘汰者。

老城区位于天兴市的西南部，因为坐落于海西省著名的“三指山”的山脚下，从而又称之为“三丘区”。

三指山亦是被海西省人民美誉为母亲河的闽江的流经之地，闽江亦是从这里贯穿至海西省内陆山区的。

海西省的山峦起伏连绵。

在交通不便的古时，海西省的山峰是一种天然屏障。

每每中原爆发兵乱时，这里都会成为流离失所的百姓的避难之地。

由于陆上交通极为不发达，在古时，许多与内陆的贸易都需要仰赖闽江的水上交通。

而老城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了天兴市的“嘉峪关”。

因为商贸遍地，三丘这里曾一度是天兴市最为富庶的地方。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市的经济中心转移，老城区这一别称才开始流传开来。

可是三丘以往荣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地黯然失色了。

现代天兴市的方言里有句谚语，七溜八溜，慎入三丘。

夹杂在省会天兴市以及与其毗邻的福龙市，现在的这里，是海西省全省上下最为臭名昭著的三不管地带。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位于台湾海峡的西岸的海西省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末班车，政府终于开始着手发展省内的经济。

而身为省会老大哥的天兴市，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出头鸟。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省政府以全省之力，强行把这座原本的三线地级市拉升到了可与六朝古都，南京，平起平坐的二线城市。

虽然很勉强就是了，很多城建交通以今天的水平仍然可谓一塌糊涂。

一座城市的发展总难免伴随着拆迁与重新规划。

而拆迁，对于举国上下的地方政府而言，都可谓是个令人头大的难题。

记得老爸以前茶余饭后时提到过，当时老城区的居民是全天兴市里反抗拆迁最为激烈的群众。

他们夜以继日地在市政府大楼门前拉横条，静坐抗议。

这还算正常，至少是和平抗议，对一般民众的人生财产都不构成威胁。

但是几个鬼火少年用满载着排泄物的塑料袋摔到政府大楼门以及保安的脑门上……

这操作就有点……太秀了吧？

称他们为暴民也不为过啊！

老爸还说了，当年的市长比较亲民随和，对这些暴民也是采取了绥靖政策，并没有选择采用任何强硬的手段逼迫他们妥协或强制拆迁。

随着时间的沉浮，天兴市的其他地区与日俱进，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老城区却仿佛还活在上个世纪。

后任的市政府都不愿意管理这个像是一个班上的搅屎棍一般的存在的区域。

因为老城区毗邻着邻居福龙市，后任的天兴市政府甚至有想过把这块地卖给福龙市政府。

不过这事后来也不了了之，貌似也只是个空谈罢了。

福龙市虽然是三线地级市，可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傲气可一点都不把省会老大哥放在眼里。

改革开放初期，数以万计的福龙当地人为了生计，抱着九死一生的的决心，漂洋过海偷渡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

时至今日，当年的那群偷渡客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混出了点名堂。

回到家乡后，几乎个个都穿金戴银，豪车如云，人均收入何止是天兴市的两倍之多。

虽然其中不乏很多都是靠着在海外打黑工，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发家致富的。

就连日本黑道里的福清帮都和福龙人脱不了干系。

不过，这可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福龙人打心底看不起省会城市，更不屑接管老城区这块三不管地带。

老城区也就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省的犯罪温床。

迷.奸药、枪支、毒品的贩卖广告纸条完好无损地遍布在斑驳的土黄色砖墙上。

光明正大到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

“我觉得吧，如果你以后要是想来探望王梦璐，还是找安东陪你比较好。”

跟在韩晓婷的后面，我处心积虑地对她道出了我的心里话。

“怎么，今天你本来是有事情的吗？在你消失，对王梦璐的事情不闻不问的一年里，你都是在忙对吗？”

她转过了头，与我对视的凌厉目光明显地流露出内心中对我鄙夷。

她应该是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不是不想管王梦璐的事情，我还是有人性的好不好！”我急忙为自己辩解，

“是老城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乱了，就我这样的战五渣，要是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连保护自己让自己全身而退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