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5号是谁

他们很快就查清了黄斌的单位和地址。黄斌是化工厂的职工，今年26岁。刘莉发病前正在和他谈恋爱。郑科长和小吴换上便装，来到化工厂单身宿舍楼。黄斌住在一楼最西头，今天正好在家休班。他们敲开了门，递上自己的证件。黄斌一看是公安局的，立即让进屋里。郑科长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来，说：“黄斌同志，我们是来了解有关刘莉同志的情况的。听说你们正在谈恋爱，是吗？”

一提起刘莉，黄斌显得很痛苦。他点了点头说：“一年前，经人介绍，我与刘莉相识。不久便建立了恋爱关系。我们感情很好，她对我无话不谈。”郑科长问道：“黄斌同志，请你回忆一下，她是否向你说过有关她父亲的一些情况？”黄斌说：“我正要向你们谈这个情况。刘莉发病很突然、很奇怪，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会不会与她父亲之死有什么联系？”郑科长高兴地说：“很好！请你谈得具体点。”黄斌点上一支烟，慢慢地说着：“3个月前，我提出要结婚，刘莉说再等等。我问为什么，她说，她父亲叛徒的罪名是被人栽脏陷害的。她现在正在调查她父亲的死因，等把凶手抓到，父亲的问题平反昭雪之后，再结婚，希望我能支持她。接着，她就向我谈起她父亲的死。”

1948年6月的一天傍晚，刘莉父亲的一个徒弟找到她，此人也是地下党员，他说刘莉父亲被诬陷为叛徒，关在郊区的一栋破阁楼里。刘莉找到那里，楼上楼下只住着父亲一个人，已经被折磨的重病缠身，淹淹一息。于是便想起父亲讲过王有德医生医德高尚的话，就深夜登门求医。王有德随刘莉到阁楼看过病之后，她才发现父亲已经死了。父亲死时的表情十分痛苦，她推断是在自己去请王有德医生时，有人对父亲下了毒手。清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张血写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杀我者是叛徒5号”。这个“5号”是谁？她不知道。为了日后替父报仇，就将纸条塞进父亲留下的怀表里。怕放在身边不保险，就以谢礼为名，送给王有德保管。当时兵荒马乱，敌我难分，刘莉怕暴露身份，又不敢说明。后来，有人冒充地下党组织名义，怀疑刘莉父亲死前会留下证据之类的东西，就连骗带诈，逼刘莉交出来。刘莉年轻幼稚，以为他们掌握了真实情况，不得已又去找王有德，索取那只怀表。哪知王有德已将怀表扔进垃圾箱里去了，她只好到垃圾箱里去翻，找回了怀表，交了出去。解放后，刘莉就多次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反映，要求追查杀害父亲的凶手，然而一直得不到音信。于是她就按照父亲的遗嘱，亲自调查那个杀害父亲的“判徒5号”。有一天，刘莉高兴地来找黄斌，说是她已经摸到一点线索了。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她就疯了。

郑科长把刘莉发病的前后情况和对病因分析，告诉了黄斌，黄斌大吃一惊，说：“今天中午，也有一个外调人员来找过我。”郑科长早有所料，说：“请你把那个人情况再谈一谈。”黄斌说：“今天中午，刚刚吃过饭，突然来了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穿着白府绸短袖衬衣。他自称是组织部的干部，来调查刘莉父亲死因情况，要我给他写一个证明材料，又问我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我见组织上对刘莉父亲之死这么重视，十分感激。如今刘莉得了精神病，知道详细情况的只有我自己了，于是就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份证明材料。”

郑科长听后，心想：看来这个毒蛇又要出洞了。一个捕捉方案，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形成。他向黄斌交待了一番，就立即赶回公安局去汇报。公安局的领导同意了郑科长的方案：第一，立即派出一个侦破小组，调查那个“5号”；第二，派郑科长和小吴带一个刑警分队，潜伏到黄斌宿舍楼附近，伺机捕获凶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