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过等人的罹难，对于西北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美方也感到十分遗憾，毕竟南线主帅挂掉了，史迪威朝思暮想的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无可避免的出现了延误。然而正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业已歌，对于西北损失大将的事件，日蒋两方却是欢欣鼓舞。

说起来日方倒也还好，虽然知道李过是主持过蒙边之战的大将，但中日开战后，李过只是短时间在晋南主持过副长官司令部的工作，且因为所部大多是杂牌，因此对日军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并不如马康在豫东、兰封两战中给日军的教训深刻，因此对于李过的死讯，日军内部只是发了一个“西北大将坠机系天佑皇国”的简单通报。

但对蒋系来说，李过是虎口夺食将己方逼入绝境的直接经手人，是戴季良最大的帮凶之一。因此若不是担心西北可能会利用李过之死对蒋系做最后一击的话，国民政府内部就要公然召开庆祝会，庆祝这一突发事件了。不过饶是如此，蒋系上下也还是偷乐了好几天。

可惜的是，蒋系没有高兴几天，一个突发事件就给了他们迎头一棒---黔军第廿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及第廿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兰亭率所部第廿一、廿五、四十七军脱离第四战区进入湘鄂巴蜀战区，旋即唐式遵、范绍增、罗泽洲、陈兰亭、侯之坦、陈万仞、彭焕章等二十余名黔军将官宣布接受西北指挥。

说起来，黔军所部和滇军一样都是被裹挟在蒋军重兵包围之中，除非向张冲所部新三军一样使用武力突围，原本并无直接投靠西北的可能。然而随着蒋系丢失云南，大后方的蒋军各部不得不转移到湘赣粤闽。这些新来的蒋军嫡系自然是不可能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安置在偏远地区的，所以一来就占据各省肥腴之地，于是黔军、湘军等杂牌被迫统统让路。

原本杂牌们的供应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如今又被迫迁到穷山恶水的偏远地区，那不是不让人活下去了吗？这种情况下，即便明知道投靠西北也会遭到整肃兼并，但觉得早死不如晚死的黔军上下便动了心思。

经过川中老朋友的一番串联下，不甘心移驻新化、涟源、娄底之线的唐式遵便在西北首肯的情况下作出率本部第廿三集团军2个军5个师北上的决定。

主意已定，唐部便作出奉命南调的姿态沿着资水上行至雪峰山脚下的安化。在与原驻安化的第廿九集团军第廿一军联络沟通之后，同样困顿不堪的陈兰亭以下第廿一军主要干部支被唐式遵说服，决心一同北上。

得到了陈兰亭支持，信心大增的唐式遵随即下令控制了两部中由国民政府派来的各级政工、电讯人员及安化县政府、县党部、县电报局，并抓捕了军统在安化的特务分站，暂时封锁了安化对外的一切联络。

抓也抓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唐、陈两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于是在紧急筹措了一批粮秣、被服、烧酒、中药及草鞋后，两人便率部掉头北上。

其实唐、陈两部的动作根本不能隐瞒多久，两军后卫才撤出安化，获得自由的地方党政警特便立刻向上峰报警，只是因为唐、陈两部已经破坏了电报、电话线路，报讯人需要走路走到桃江才延迟了警报抵达的时间，让唐、陈两部顺利翻过雪峰山、越过沅水，然后一路翻山越岭，在蒋系空军战机不敢随便进入西北空防区边缘的情况下，得以直入西北控制下的湘西北。不，应该说是西北治下的渝州省东南部武陵、大庸地区。

黔军3个军8个师的出走立刻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好吧，国民政府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养不活了，这些杂牌走了就走了吧，但是有一就有二，万一引起连锁反应，各派都跑到西北那边去了，蒋系岂不是要唱独角戏了？

为了避免成为孤家寡人，蒋系决定杀一儆百。可是不想跟摩拳擦掌的西北再度龌龊的蒋系连剥夺唐、陈两部番号的想法都不敢有，因此这股邪火只能撒在被部下抛弃的第廿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中将的头上。

1942年12月28日，蒋以治军不严导致第二十九集团军为祸地方为由掳夺了王瓒绪的本兼各职并将其软禁在衡阳城中，第廿九集团军番号撤销，所部暂编第三军郭明昌部改授新三军的番号并调往闽西第三战区。

而黔军王陵基部第卅集团军也遭到分割，王陵基本人兼领的第七十二军2个师及集团军司令部调往二战区，张再担任军长的第七十八军2个师调往粤北五战区。

此外蒋系还对其他各部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桂军多被调往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的三战区、粤军被调入四战区在长沙的第一线、湘军系统及赣军残余则多调往浙西皖南的一战区。蒋不是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各派力量与其进一步离心离德，但此时他除了加紧对各部实行中央化以外，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削弱反对力量了······

第廿三集团军及第廿一军加入西北之后，西北很快对两部实行点检，点检的结果惨不忍睹，虽然两部共有3个军8个师的庞大编制，但各师好一点有4000~5000官兵，差一点的只有3000出头，兵力甚至不如西北军一个团，而且两部枪械陈旧、弹药紧缺，重火力方面尤其不足，3个军拢总只有9门75mm山炮、30余门82mm迫击炮。

不得已，西北只能将第廿一军编入第廿三集团军后实施缩编，第廿五军一四七师、第廿一军一六三师被就地裁撤，第一四七师师长杨国杨国桢少将调任第廿三集团军副参谋长，第一六三师师长张竭诚调任第廿三集团军副官长，两师其余官兵分别编入该集团军其他部队，如此才勉强将第廿三集团军各师平均兵员维持在5000人上下。

除了调整部队建制外，西北还紧急向第廿三集团军提供西北造仿98K步枪20000杆、西北造仿ZB-26、ZB-30轻机关枪及仿马克沁重机关枪800挺、掷弹筒400具、82mm迫击炮40门、75mm山炮8门以增强第廿三集团军的作战能力。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拿到宝贵的补给品及大把的西北票后，第廿三集团军很快默认了部队被缩编的现实，并一面换装一面徒步向襄阳开进，他们将在抵达襄阳后通过西北的铁路网络转移至千里之外的山西作战。而西北藉此从山西内部调出第四十三军郭宗汾部、预备第二军李俊功部至湘鄂巴蜀战区服务。

派客军入晋、调晋军出省，山西方面自然是有怨言的，对此西北只能采取威逼利诱。

西北一面抓住第六十一军、预备第十一军两部在应对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扫荡时不思抵抗只想着逃命的把柄威胁要撤销两军番号和编制，另一面又貌似慷慨的把第一四七师和第一六三师的番号补偿给了晋方并另外授予第八十三军的番号。

当然，给了番号却不提扩编，因此西北的利诱是虚的，但军长撤职、军队番号和编制撤销却是实打实的威胁，因此杨爱源在跟阎锡山进行了多份电报联系之后，终于同意西北再调晋军出省让黔军来填补防区，藉此换取冯鹏翥、黄士桐撤职查办，但第六十一军和预备第十一军的番号及编制不被撤销。

一想到己部被西北拆得七零八落，晋军上下自然要骂娘，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晋方首脑为西北挟持、供应需仰仗西北的时候，杨爱源等一众晋军头面人物，只能打落门牙和血吞。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比起因为中条山失利而受到处分的第八集团军来说，只是被调虎离山的晋军已经要暗自庆幸了。

第一次中条山会战结束之后，西北对表现不佳的第八集团军作出了严肃批评，孙桐萱因此被调入西北国防军政委员会担任第四（总务）厅厅长，第八集团军也被缩编为第八军团。

缩编后的第八军团下辖第十二及第五十五等2个军，原来孙桐萱兼任军长的第五十六军番号被转授予预备第四军刘世荣部、该军下辖的第一七四师王毓璋部和新编十七师王志远部被撤销番号。此外，西北还对第八军团的人事动手，除军团、军、师主要干部未作明显变化，相当数量的鲁军干部被要么调动至其他西北军部队要么调入西北陆校速成班培训；而与之相对的是，西北调入了大量的团营连排四级干部并以补充兵的名义充入相当数量的西北军士官及老兵，可以说，第八军团由此已经西北化了，只是在名义上尚保留独立。

与第八军团待遇一样的还有第二六二师，孙辅丞本人与陕军老干部、第二四九师师长常树新对调服务，师参谋长任云章则与第二五零师参谋长、西北陆校二期生金文上校对调服务、副师长许权中少将接替出任河南回民支队支队长的刘万春刘寿山少将出任成都初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兼学校教育长，至于其他营团干部也被轮换，由此第二六二师彻底实现西北化。

第八集团军缩编，晋军也得到了好处，至少第一七四师的番号再度落到了晋军手中，而且调任河南回民支队支队长的刘万春还曾经在晋军中干过一阵子，也算半个晋军中人，此番能从军校教官转任一线，也算让晋军方面觉得自己人还是挺受西北重视的。

当然，保定九期毕业，曾在桂军第四集团军和晋军中服务过的刘寿山之所以受到兰州的重用，是据说其跟同为回族的国民政府总参谋长白崇禧之间关系密切，西北要用这个隐秘的信号向桂系示好，以便密切双方的联系。

跟蒋系开始保持距离的桂系自然受到了这个信号。事实上，尽管桂系对西北试图夺取中央权力有极大的警觉，但这只是远虑，而蒋系控制桂林等桂北、桂东、桂东南地区，并渗透省政，对桂系而言则是致命的近忧。因此见到西北示好，双方虽不谓一拍即合，但自然而然的开始协调步骤，逐步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