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铁路蒙古段虽然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就进行了前期讨论，但真正开始修建还是贝利亚掌权的时候----贝利亚高瞻远瞩的认识到以中苏两国如此漫长的国境线，一旦中苏爆发全面战争，对于苏联来说是防不胜防的，因此有必要缓和中苏关系----当然，这也成为了马林斯基、赫鲁晓夫们攻击贝利亚叛国的一部分证据，然而即便贝利亚倒台了，中苏铁路蒙古段的建设也没有停下来，原因很简单，莫斯科正在为谁来掌握最高权力斗得你死我活，谁还顾得上蒙古啊，既然莫斯科没有人发声，乌兰巴托自然不敢轻易中断了铁路工程，以免逼得中国军队再打一次蒙古，嗯，也许苏联红军是不怕中国军队卷土重来的，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这么折腾下去，只怕就没有将来而言的。

等到莫斯科的高层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了，中苏铁路蒙古段也彻底完工了，考虑到有朝一日，苏联红军可以沿着这条铁路快速南下，赫鲁晓夫便不打算重新截断这条沟通中苏两国的大动脉，结果两国军队还没有利用上这条铁路，各种中国商品便纷至沓来了。

比起高大上的美国货或者做工精良的德国货、低调大气的英国货，中国商品在50年代中后期还属于粗工烂造的低端货，但就是这样的低端货对于缺少商品供应的蒙古以及苏联东部地区而言都是很不错的商品，更何况中国运来的商品中也不乏一些高级品，这更是对了苏蒙高干们的口味，以至于国内有至少三个商业零售和百货集团迫不及待的要抢滩乌兰巴托市场，与先行一步的永安百货一争高低。

只是蒙古现在的情况却有些扑朔迷离----时任蒙古自治省省长（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泽登巴尔正在莫斯科的支持下与时任蒙古人民党总*书*记达希·丹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泽登巴尔还援引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蒙古的显现，对1952年病死在莫斯科医院的乔巴山进行了批判，连带着将乔巴山一党打入了地狱；而C.P.中央驻蒙古办事处也因为莫名的原因被牵扯进去，连带着在莫斯科的王ming、康sheng等五六位中*央*委员也一并完蛋了；一时间蒙古人民党和C.P.内部都处在动乱的状况下，见风使舵的中国商家自然不敢在这个时候一窝蜂的进入蒙古市场。

除了政治的不稳定外，中国中央政府与蒙古自治省的协议也限定了现阶段能在蒙古市场上立足的只是零售商和百货商，至于想到蒙古开矿、开厂，呵呵，连门都没有，一句可能涉嫌间谍行为，只怕有多少身家都不够赔的----虽说中国在乌兰巴托也有一位高级专员可以维护中国商人的利益，但国家会因为个别商人的利益受损了就再挑起一场花费十数亿美元的大战吗？别逗了，除非你是戴大总统的私生子，否则，谁有这样的底气说话办事。

既然无法确保自己的投入能够平安无事，那么自然而然的，只能看着零售商和百货商吃肉了，好在，由于零售商和百货商的努力，造成了苏蒙方面缺少外汇，因此在莫斯科（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新思维的指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开始准备自行勘探、开采并向中国国内销售矿物，籍此获取中元对冲对华采购造成的赤字，甚至就连苏联政府也有意跟中国达成易货贸易的协定，用苏联的石油、粗钢、有色金属及原木等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换取中国生产的轻工业产品（中国产品量大价优，再加上北日本方面反对增强南日本经济实力，因此中国产品较南日本商品抢先一步打开了苏联市场，正所谓一步快步步快，只要是中国商人不自己作死，相信南日本基本上无望染指苏联这个大市场了）。

有买有卖，生意才能做的长久，不过比起苏联提供的各种矿产、林木，中国政府更希望的是从苏联政府手中购买一定的军事技术，譬如58年1月1日，苏联在哈萨克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的相关技术，又譬如苏联的航空钛合金成产工艺等等，不过这显然是做梦，和中国处在敌对阵营的苏联人肯定是不会卖的，不但苏联不会卖，跟中国政府打的火热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不会将关系国家根本的战略性技术出售出去，哪怕交易的另一方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人家不肯卖，中国也就只能是自力更生了----1958年6月，在第二个六年计划开始实施后不久，中国军事科学院下达了《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四年纲要》，要求在人造卫星、远程火箭（潜射弹道飞弹）、超音速飞机及新型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耐高温材料、复合装甲、新型战车炮及新型穿甲弹等九个大型29个小项中实现突破性飞跃。

文件是下达了，但要做到文件的要求并非那么简单的，因此戴季良亲自前往国民议会陈诉，最终在戴季良的压力下，国民议会在原定六年工农业发展计划涉及的1万亿中元合50亿美元的庞大支出外，又核准了1500亿中元合7.5亿美元的国家科研经费，其中的90%注入军科院的发展计划，只有10%归由中国国家科学院民用及基础科学领域分配。

6.75亿美元的投入大不大？大！够不够？未必！所以正式基于这样的认识，戴季良便要求国有主权基金再为《军事科学发展四年纲要》准备至少3亿美金的资金，但年底退休的中国国家联合储备和发展银行（联储发、即央行）行长、中国国家资本管理局局长唐本楠连夜谒见戴季良，痛陈国家这些年杀鸡取卵，严重阻碍了国有资本的快速增长。

按照唐本楠的原话来说“国资扩大一倍与扩大十倍百倍，哪个能供给国家更多的力量”，结果戴季良回了他一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一下子让唐本楠下不了台----事实上，国有资本的基础是戴季良提供的，发展也是在戴季良指导下（金手指）实现的，唐本楠说穿了就是一个操作者，无非是资本求利惯性和个人的小心思在作祟，因此戴季良一发飙，国资系统就干瞪眼了----好在戴季良也多少做了让步，最终只是让华夏基金、复兴资本、凤凰控股等国有主权基金拿出了1亿美金，另外2亿，戴季良自己另想办法。

戴季良想了个什么办法呢？1958年7月底，国务院总理陈仪病休后继任总理的蔡廷锴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法国，与刚刚组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签署了协议，授权中国公司进入阿尔及利亚勘探和开发石油天然气，随即，戴季良第二子戴思槐名下的中国久利石油技术服务公司在法军的保护下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

当年12月18日，久利公司就在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突尼斯的边境找到了一个储量约估2亿吨的油田----消息传到阿尔及尔，曾经因为在南坼失利而在法军中一度前途受阻的阿尔及利亚总督勒克莱尔将军大喜过望，这下法兰西总算有继续捍卫阿尔及利亚的理由了；同样的，法国资本界也喜出望外，埃尔夫阿奎坦国家石油公司和巴黎银行、兴业银行等第一时间向久利公司发出申购要约，于是久利公司一边跟法国人谈判，一边继续勘探，结果没多久，久利又在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边境靠近阿尔及利亚一侧找到了一个储量空前巨大的天然气田，此时欧洲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天然气，天然气裂解后的化工产品也不逊色于石油裂解产品，因此这一勘探结果大大推高了各国对阿尔及利亚石油天然气蕴藏量的估计，更使得低价获得阿尔及利亚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权的久利公司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不但法国方面全盘围追堵截，就连英美石油七姐妹也闻风而来。

要不是石油巨头知道久利的老板是戴季良的儿子、一个拥有数亿美元身家的顶级豪富，搞不好欧美资本家们便会不择手段进行强取豪夺，如今，一切只能以商业规则进行，如此一来法国人就拥有了绝对的主场优势。

考虑到中法合作的大前提，再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混战的现实，久利公司果断的以2.5亿美金的现金和埃尔夫阿奎坦国家石油公司4%的股权将本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权益都出售给了法方，然后潇潇洒洒的转战北海油田，并在英荷壳牌公司的合作中，发现了荷兰格罗宁根气田，续写了戴氏家族在石油勘探领域的神话。

然而世人所不知道的是，掌握戴氏一族财权的戴思槐老年后曾半是自嘲半是玩笑的跟几个子女抱怨过：“你们的祖父是个大宝藏，能打开的话，十亿百亿唾手可得，可惜的是，你们的祖父是中国的总统，他爱权力，胜过爱我们兄弟，所以，十亿百亿变成国家的了，只剩下的一点残羹冷炙，把我们打发了······”

好吧，70年代初，身家就高达20亿美元的戴思槐还要如此的抱怨，可想而知，戴季良掌握了多么庞大的资源，但令后来研究者迷惑的是，戴季良既不贪污受贿，又从无滥用公权力谋私，甚至还把自己应得的、难以想象的收益移交给了国家，那么，他的钱是从哪来的？他掌握的各种令人发家致富的情报又是从何而来？

一切的一切，都是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