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五军调防前后的纷乱自是不能瞒过日军的耳目，自觉已经重创了晋军且进入晋西北的西北军各部应该还需要时间熟悉地方的筱冢义男中将便想借着这个时间差彻底摄取中条山之线并顺势攻克西北在风陵渡大桥北侧的要塞区。
为此驻山西的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围绕筱冢中将的思路做了一个“晓”方案。
不过此时日军第一军只辖有卅六、卅七、四十一等3个3联队警备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一、三、四、九、十五旅团在内的10余万兵力，又要守备大半个山西，兵力并非十分充裕，即便拥有野战重炮兵第二旅团、独立山炮兵第一联队、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战车第2大队等特种兵的支持，要硬寇中条山一线和风陵渡要塞区还有很大的难度。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向西自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至东与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地形总体呈东北高西南低的布局。期间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又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关洛，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彻底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正是鉴于中条山一线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得手后造成的长远影响，又考虑到第一军并无独立发动如此决定性大战的兵力，因此筱冢中将不得不把矛盾上交。但第一军的方案上交后，却引起了华北方面军内部的极大争议。
驻蒙军认为自己在西北的多次打击下，仅有的兵力守备丰同及张垣等代北、察东地区尚可，但若是抽兵南下，不可避免的将造成防务上的漏洞；驻扎在陇海路和平汉路沿线的日第十五军认为，中条山一线地形极端崎岖，根本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与其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发动一场盲目的战斗，不如把宝贵的兵力加强给第十五军，届时，无论是发动对南阳地区的进攻也好，还是清剿鄂豫皖间的杨虎城所部，似乎更容易获得战果。
藤田进中将的话得到了多田骏司令官的认可，不过多田骏认为南阳方面有中方17个师，还可以得到湘鄂巴蜀方面的增援，并非是华北方面军一家之力可以解决的。至于鄂豫皖的杨虎城所部，兵力虽然不超过15万人，但鄂豫皖地形广阔，又有诸多河流分割，也不适宜大兵团进剿。反观中条山一线，地域有限，中方兵力也不过七个师，撑死了10万人马，自然对于兵力捉襟见肘的日军来说是个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既然多田骏这位华北方面军的总司令定了盘子，日军立刻运作起来。不过由于涉及到与华中方面的配合，到底是抉择中条山，还是南阳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最终还要在中国派遣军的框架里解决。这个时候就要看筱冢义男中将和藤田进两人平素的人脉了，或者说，谁的方案更能获得局外第三者---作为派遣军唯一的机动力量的第十一军---的青睐。
按下日军这边的图谋不谈，就在“平淡的”1940年即将走入尾声之际，一南一北，两个事件引爆了死气沉沉的国内局面。其中北方的事件被称为“慕新亚反正事件”，南面的那个则被称为“黄桥事变”。
慕新亚字吉平，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十期。“8·20”东北事变之后，慕自发投身抗日活动，曾组织亲友在东北敌后锄奸肃敌，后来为交际处东北特派委员会吸纳成为交际处外围人员。随着东北敌后武装抗日事业陷入低谷，回旋余地日渐狭小的慕新亚便接受交际处的委派加入伪满洲国军。起先担任军校教官，不久就因为优秀的军事才能被任命为骑兵团长，并在1939年出任伪满洲国军第五骑兵旅旅长，官拜少将。
即便成为一名将军，慕新亚依旧时刻期盼弃暗投明，不过由于日军顾问对伪满洲国军进行的严密控制，只能暗自联络交际处的慕新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反正机会。
1939年10月中，西北第六军所属骑兵第二军奔袭张垣，吓得冈部直三郎中将差一点弃城而逃。战役结束后，自知兵力不足的驻蒙军只能通过华北方面军向关东军请求指导。不过此时关东军还陷于诺坎门事件之后的整顿期，无力大规模支援驻蒙军，因此抽调慕新亚部进驻察东正镶白旗、太仆寺旗，并受日军驻多伦的特务机构指挥。
日军显然没有想到把第五骑兵旅前置后会让慕新亚找到与西北直接联络的机会。
此后经过一番辗转，驻绥远的第六军确认了慕新亚的身份，于是一切就不用累言了。得到西北帮助的慕新亚通过征召新兵、收编马匪等方式引入人手，在骑兵第五旅中逐渐掌握一支可靠的力量。正是籍着这股力量，他杀死了随军的日本顾问以及部分铁杆汉奸，拉着大部分的官兵反正投入西北的怀抱。
由于慕新亚是第一个整建制集团反正的伪军部队，因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气急败坏的日军不顾天寒地冻，强行自张垣等地出动骑兵部队进行截击，同时日军航空兵也频繁出击试图轰炸慕部，然而却始终不能阻止慕新亚所部的行动，慕部最后还是在第六军的掩护下安然进入绥远。
慕新亚随后被委任为第二骑兵军所属第三蒙古骑兵师少将师长，慕部由此获得了新生。
如果说慕新亚反正给消沉的国内民众以惊喜和激烈的话，那“黄桥事变”却让国内百姓再一次感到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切身之痛。
当然某些翻案党在若干年后曾指出比之被广泛宣传的“黄桥事变”，事实上在C.C.与C.P.之间、C.C.与西北系之间、西北系与C.P.之间更加惨烈的摩擦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话自然是没有错，但这些人明显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
1940年年底的时候，正是国际法西斯份子最为猖獗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受到德意法西斯在欧洲速胜的鼓励，正准备在东南亚跃跃欲试，而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也屡屡击败中方各路部队。正当汪伪主导的投降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刚刚在皖南事变中兵戎相见的双方再度交手，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好的兆头。
“黄桥事变”一方是C.C.的第廿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另一方则是刚刚宣布重建的新四军。
说起韩德勤，作为顾祝同亲信的韩德勤早在1938年初就出任副总司令兼军长一职，并在当年5月籍此兼任了江苏省代理省主席，说起来是贵阳的嫡系。
而刚刚重建的新四军，前身则是新四军江北挺进支队。说其这个江北挺进支队来就不能不说到杨虎城。杨虎城早先的确是在围剿赤军的时候卖过力气，但是剿赤让他损失很大，为了赎回被俘的官兵，杨自然而然的跟C.P.产生了联系。正是这段孽缘让杨在出任鄂豫皖战区司令长官之后对新四军在大别山招募失散游击队员时网开一面。如果说只是网开一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杨还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对C.P.进行资助，C.P.正是籍此建立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和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及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的游击区。
如果说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已经侵入了韩德勤奉命组织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的话，CHEN毅率领的江南抗敌义勇军北上支队就一下子打入了韩部的腹心。从某种角度来说，CHEN毅其实是C.P.中央与项英矛盾的受害者，但是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CHEN毅北上虽然受到了韩德勤的威胁，但也脱离了在江南被日伪军及蒋军合击的命运。
可惜CHEN毅舒服了，韩德勤却被哽的难受，向来反赤的他自然一心想排除这个心腹之患。为此，韩德勤先后策动了半塔集、郭村等两次战斗。
半塔集、郭村两战证明了在韩部在内战中完全不是人数更少的新四军的对手，但胜利的喜悦未过，皖南事变却如当头棒喝。在残酷的国内政治面前，不少C.P.中委开始反思并批判王明对莫斯科惟命是从的态度，在这些中委的强硬安排下，宣誓重建新四军并接任军长的CHEN毅指挥所部进占了黄桥，并进一步夺取了姜堰。
夺取姜堰是极其冒险的一步棋，因为当时韩部依旧占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因此无论是出于暂避锋芒的考虑还是为了避免国内舆论风向转变，CHEN毅后来将姜堰移交给日后落水当汉奸的李明扬、李长江部。
二李凭空得了一块地盘自然兴高采烈，但韩德勤却自以为看穿了新四军外强中干的面目于是迫不及待的进军黄桥。然而韩德勤却没有想到，得了好处的二李等部在战役中袖手旁观，最终让新四军集中力量消灭了韩德勤的主力第八十九军。
由此，新四军不仅从此在苏北站稳脚跟，并且将属于韩军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等地先后控制在手。实力日蹇的韩部此后只能龟缩在兴化、曹甸一带，再无能力发挥牵制日军的作用，而新四军也似乎与汪伪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从而使得日军放心大胆的抽调苏北驻军用于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