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日，C.C.五届十中全部在贵阳省府礼堂召开。会议伊始，C.C.中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朱家骅做了党务报告，报告中忧心忡忡的提及党员人数锐减，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纷纷出走甚至投敌叛国的情况。

报告刚刚结束，C.C.元老张继便直冲台上大骂蒋中正无能累及C.C.，说什么“党要亡了，国府要被军阀窃取了”。 吴稚晖、邹鲁、居正、覃振、邵元冲等人也在台上冲着孙文的画像嚎啕大哭，痛斥中央软弱导致中央政权有失落的危险。

蒋中正也上台做了检讨，称自己过于信任友邦，结果被列强出卖，又称外有日寇内有军阀，党国政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要全党团结起来，共同应付最艰难的时刻。蒋还称现在是如同“二次革命失败时的低潮”，全党要“改革组织、重整精神、坚持到底”以“外驱日寇内除军阀”迎接“国民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刻”。

只是蒋的话音未落，与朱家骅素来龌龊的陈氏兄弟便联合戴季陶、李石曾等一批无权的元老提出一个《党务改组案》，要求重新甄别党员，以所谓“坚贞之士”维持党内运作，统合党内思想，“使组织如一人”，藉此与西北争夺在国内政坛的主导地位。

朱家骅当然知道在陈氏兄弟等人看来，所谓“坚贞之士”肯定不是自己，然而他却顺水推舟的赞同《改组案》，希图以组织部长的身份把持实施党员甄别的监察委员会，继续保持和扩大自己在党务方面的发言权。对此，陈派和部分元老也是心知肚明，双方为监察委员会是否要扩大吵得一塌糊涂，让蒋暴跳如雷又无可奈何。

宋庆龄、何香凝等C.C.左派也在会上提出《联合案》，提出仰仗英美等国无益于C.C.重新焕发生机，只有重新实施三大政策联合C.P.才能帮助C.C.浴火重生。此外，部分C.C.左派还提出速行宪政的主张，试图以此抵消西北在宣传方面的攻势。

冯玉祥在会议上表现极其活跃，他试图联合边缘的C.C.中央委员及部分湘军、桂军、黔军、粤军将领组成C.C.中央党务指导委员会介入C.C.的改组，为自己谋求更多实权。只是冯手中没有实力，可以指望帮手的苏联又自顾不暇，因此他组成的党务指导委员会根本不受见待，成了自娱自乐的失意者俱乐部。

相比冯的上蹿下跳，桂系却出现全面退缩的局面。也许桂系是看清楚西北已经不可避免的占据了优势，因此为了不跟西北发生直接冲突，除了在五届十中全会上附和几声速行宪政以外，桂系对C.C.各派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

五届十中全会一共进行了十天，得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最终提出了“强化组织、排除不稳定分子、吸收新鲜血液”的口号，同时左派关于“联络亲善之友党，重新联合阵线”的主张也得到了通过，只是由于担心开放国代选举之后，C.C.不能取得多数代表的资格，所以全面实施宪政的提案被暂时否决了。

C.C.内部左右派因为外界的刺激实行了大联合，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然而党内还没有来得及振作，一个重磅炸弹就落在了众人头上---C.C.元老、前宣传部部长、中常委、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前往西安定居了。

丁是什么人，三十年代C.C.内部曾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由此可见这位老先生的影响力有多深，虽然现在时过境迁了，但被蒋尊而不用的丁惟汾依旧在党内有无数的门生故旧，他这么一走，对党内的冲击可想而知。

正当蒋和党内大佬忙着灭火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另一位C.C.元老于右任也悄然北上，到西安与李仪祉等西北C.C.党人重组了C.C.西北党务委员会。虽然临行前于右任留下信件声称自己此行是为了保全C.C.在西北的组织并在宪政环境下摸索竞选和执政的能力，但盛怒的蒋还是以C.C.中常委、中执委联席会议的名义永远开除丁惟汾和于右任的党籍，并藉此在党内党外宣布清党的决心。

“总裁和中央的决心，你们都应该已经知道了。”在贵阳郊外黔灵山脚下的一处秘密营地里，表情严肃的戴笠正在向军统本部的骨干们训话。“党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最坚贞的成员适时应该挺身而出······”

被戴笠架空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正印局长郑介民随后宣布道：“总裁命令，对一切投敌分子实施纪律制裁······”

戴笠补充道：“原则上禁止对西北军高层行动，但可以对下级军官实施刺杀······”

于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不但许多投向西北的部分C.C.干部被刺杀，就连西北军营团以下军官也成了军统的目标。对于军统的肆行无忌，西北直接把部队推进至安顺之线作为回应，面对着已经架在自己鼻子下面的大炮，蒋不得不下令禁止对西北军干部的暗杀，不过军统依然对脱党分子实施追杀······

面对军统利用西南诸省的袍哥残余与西北方面对敌，西北宪兵司令部和警务档案局很快联手出击，大举扫荡军统在云南、渝州等省的地下情报站，与此同时西北交际处也对蒋系军政干部实施报复性暗杀，双方你来我往，以至于美方也提出了抗议。最终，在美国人提出中断美援的威胁下，双方偃旗息鼓，饶是这样，还是有相当一批热血男儿没有牺牲在抗日的第一线，反而死在内斗的混战下······

与内部团级程度相对较高的军统不一样，同样是C.C.特务机关，中统却因为内部的混乱而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大批的敌后潜伏人员不约而同的叛变投敌，而重新派往一线的干部也随后落水，一时间中统内部趋于瓦解，而南京的汪系却因此欢欣鼓舞。

通过众多新近落水的汉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南京汪伪政权很快掌握了西南的政治动向，对于C.C.出现瓦解的趋势，日军和汪伪方面自然是欣喜若狂，纷纷加大了策反的力度---从西北占领云南开始直至五届十中全会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江浙赣闽等地都出现了C.C.军政干部大规模投敌的事件，蒋系也暗中鼓励以所谓“曲线救国”的方式与日伪联手，只是蒋已经看清日本最终覆灭的结局，不肯把赌注压在一条必沉的船上，才使得日军对蒋的政治诱降最终落空······

不过某派就很得意了，随着《联合案》，C.P.高层纷纷进入国民政府内部，周enlai由政治部副部长转任宣传部长、陈yun进入财政部、夏xi进入司法院、王ming进入考试院、林biao还进入军政部协助陈诚工作······

除了全面渗透入国民政府高层，C.P.重新获得了新四军的番号，并进一步得到了第卅九集团军的编制；同时蒋还同意把苏北、皖中的蒋军各部悉数撤回江南，将苏中、苏北的地盘完全交给C.P.党人，甚至任bishi还是获得了江苏省主席的任命······

对于纵然C.P.坐大的害处，蒋和C.C.右派是心知肚明的，然而此时他们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是知道敌人的敌人是自己的朋友，只有联合C.P.才能更好的保证己方政权的存在，然而在这一点上，蒋的动作显然触动了美国右翼势力的神经······

蒋还不知道美国高层已经将他打入了另册，结束五届十中全会的他正忙于将国民政府军委会从已经不安全的贵阳迁到了渠水之畔的湘西小城靖县。

1942年10月29日，好不容易完成搬家的蒋下令调动胡宗南第卅四集团军所属的5个军13个师8万人进驻凤凰、芷江、怀化、会同、辰溪、麻阳、溆浦等地。名义上胡部将作为常德方面的预备队之一，实际上是专司用于屏障靖州北面，以防止西北军在湘鄂巴蜀的部队可能对靖县实施类似黑虎掏心的斩首战术。

10月30日，蒋任命刘峙为贵州警备司令，指挥第卅一集团军王仲廉部3个军8个师5万人及贵阳城防部队万人留在贵州，用于盯防云南、重庆两个方向的西北军的异动。

同日，蒋又任命杜聿明为第卅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率所部4个军10个师6万余人进驻龙胜、通道、三江、桂林等地以防止桂系趁火打劫，抄了他的新家。

10月31日，蒋任命汤恩伯为湘南军政长官负责在永州、祁阳、道县、全州、兴安等地编练新军；并调霍揆章为代总司令，在桂阳、郴县、耒阳、宜章、临武等地重建第廿集团军；藉此增强蒋系在湖南的力量，以确保整个对蒋系来说生死攸关的省份······

蒋明确知道，美国人之所以偏向西北是因为西北能更多的牵制日军减轻太平洋上美军的压力，而且如今自己退无可退已经无法再打保全实力的算盘了，因此为了保住最高权力，他必须向美国人证明自己还有力量。

1942年11月7日，蒋在衡阳举行了国际形势分析会暨赣北作战讨论会，决议在扩大敌后游击作战的同时，在南昌地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