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玉欣的心情很沉重。虽然，到了下半夜才回到家，可她还被忧郁困扰着，没睡意。她洗了把脸，提了提神，坐在客厅里想周明志的案子。

母亲听到动静走了过来。她见她有愁绪，很疲惫，给她做了一碗爱吃的蛋炒饭，“妮子，没过不去的火焰山，没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遇上了什么，都不要愁，要稳住心，慢慢解决。”

“妈，没什么。我饿了，确实需要吃上点东西。”刘玉欣不想让母亲察觉到什么，打算，给她个安慰，可刚拿起筷子，忽然想起，周明志也挺喜欢吃蛋炒饭，眼前，立马出现了他的影子。一想起和他在一起时的情景，就难受。看着那碗饭，她没控制住，泪珠，一颗接一颗地往下落。

母亲还不知道周明志出了事。这个女儿出现的变化，收在了她的眼里，眼看着，在这几天里，她没了精神，失去了笑容。她以为，她与周明志闹了矛盾，两人的感情出了问题。她难受地把头扭到一边，劝她说：“虽不知道你们闹到了什么程度，可我还是想说一说。我看，他不是个无理争三分的人。妮，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别向人家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两人吵嘴是常有的事，别拿着放不下。快主动了点，诚心诚意地向他道个歉，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求得他的谅解。”

刘玉欣瞒着家人的原因，是怕他们受不了，给他们带来痛苦，“真的没什么。是我做了件衣服，不称心，心里老是觉着疙疙瘩瘩的，特烦人。”

“别骗妈。”母亲没信，“孩子，别说是我，连你爸爸，也看了出来。在这两天里，他唉声叹气，怕你扛不住，做错什么。”

既然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就不能再瞒下去，刘玉欣控制着悲痛，把周明志的不幸如实地讲了出来：“万万没想到居然遇上了这种事。妈，我挺愁，不知他过得怎么样，恨不得，砸开看守所的门，进去看看他。”

“愁，解决不了问题。”母亲是位很坚强的人，她甩出一把泪，鼓励了她一番，“一时失手，算不上什么。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你们，得抓紧为他托关系。”

刘玉欣说，在这几天里，天天开着车拉着高庆美找熟人，已找了孙有文、高金同以及许多她不认识的人，可没起作用。她透过窗子，望着漆黑的夜，难受地问：“妈，被关起来了的人怎么过？是不是很受罪呀？”

“还记得咱们厂的杨大伯吗？”

记得。母亲在一个厂子里做会计时，厂长杨大伯因挪用公款被判了八年刑。刘玉欣马上来了精神，“对呀，可以过去见见他，让他说说里边的情况。”

天刚亮，她们娘俩就走过去敲开了人家的门。杨大伯刚满六十岁，在去年的秋天，他才出狱，对看守所里的生活，还记忆犹新。他说，十多个人挤在一个监号里，房子虽不大，却闷不着，一天还能看上几个小时的电视。管教们，不凶，有了病，能给细致地看。不足的是，对伙食卡得紧，虽一日三餐，可顿顿填不饱肚子，但能解决，只要有钱，可以添补，就是很贵，比市场上的价格，高出一倍还要多。

最让人担心的，是挨揍，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不老实，同别的犯人吵吵骂骂动手动脚，会挨皮带，重的，还给上刑具。这么做的人，都是容易冲动的小青年，对一个三十来岁老成稳重的人来说，不会受到管教的处罚。

“是不是被绑着，带着手铐和脚镣？”

“不不不！只有被法院判了死刑的人，才给戴上镣铐。”

“得在看守所里待几个月？到什么时候才能判出刑期来？”

杨大伯说，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先是公安局侦查取证，然后再转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由法院进行判决。这个案子很单纯，就是捅了人家一刀，时间长不了，绝对，超不了半年。”

“您估计估计看，得判几年？”

“要是留不下后遗症，三年左右。”

同林雷鸣估计得一样，刘玉欣急得要哭，“三年的刑期不算短。才过去了几天，就让人感觉着，像是过了三年。难道，就这么犯了罪？没补救的可能了？”

“孩子，别在乎。”杨大伯毫不在乎地笑了笑，劝她们母女俩要想开，说领三五年的刑无所谓，“我被判了八年，监狱给减了两年零三个月，没怎么样，就出来了。”

“对这种事，若是找找人，能帮上忙吗？”

“能！”杨大伯不嫌麻烦，举例说了几起案子，“中国的法律像皮筋，拉长一点也行，缩短一点也行。法律有规定，除了累犯，三年以下的，可以缓刑，判决书一下，就可以回去。”

“妈。”听了这话让人感到高兴，刘玉欣的心里宽畅了许多，“为了能给他判个缓刑，得诚心诚意地求求老天，赶紧烧香啊。”

“好！”母亲点点头，“我已经擦了香炉。”

刘玉欣盼着能见上周明志一面。杨大伯说，这很难，必须得等到法院开庭的时候才可以。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在给他送衣服的时候，可以在隐秘的地方写上字。不过，不能写上与案件有关的字，万一叫警察查出来，就是串供，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很想了解一下周明志的想法，为他做点什么，刘玉欣急切地问：“里边管得严不严？他能传出话来吗？”

“孩子。”杨大伯说她想得太简单，“绝对没这种可能。”

能往里传递信息也是件可喜的事。刘玉欣去为周明志买了一身新衣服，在不明显的地方写上了许多思念、鼓励和祝愿，并一同带过去了三千元钱。

望着面前的高墙，刘玉欣再一次自问：难道没办法改变了？难道说，就这么，被关上几年？